貴會保證的。”＇《皖南事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頁。＇

接著，參政會又選舉中共參政員董必武為參政會常駐委員。這實際上是蔣介石結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蔣介石約見周恩來，宋美齡也在座。蔣介石這次談話的目的意在緩和對立氣氛。他不再有前一時期那種咄咄逼人的氣勢。談話一開始，他就向周恩來表示：兩月多朱見面，由於事忙，參政會前，因不便未見，現在開完會，情形和緩了，可以談談。周恩來將新四軍事件和近來各地政治壓迫的狀況說了一遍。蔣介石對新四軍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對各地的政治壓迫則推說：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來提到防地、擴軍問題。

蔣介石沒有直接回答，但也沒有再講開往黃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詞地說：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中央檔案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頁。＇

至此，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終於被擊退。

在先後兩次打退國民黨頑固派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係，表現出中共中央領導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極其複雜的環境中，既進行堅走而靈活的鬥爭，又高舉團結抗戰的旗幟，成為堅持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贏得了國內外各方面的同情與支援。

1941年5月8日，毛澤東發表《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向全黨強調指出：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切勿忘記中國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國內階級問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一個民族敵人深入國上這一事實，起著決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國共兩黨繼續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繼續尖銳地存在的情況下，國民黨頑固派的政策依然是兩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對立，一面又和中國共產黨及其所代表的廣大人民對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積極地作戰，不積極地反汪反漢奸，有時還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發動皖南事變和釋出1月17日命令那種程度，但又不願意最後破裂。對此，中國共產黨只能是針鋒相對，實行“以打對打，以拉對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在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中，要採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即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加以區別，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與一般的、統制中央政權的和地方實力派加以區別，以利孤立和打擊頑固派，爭取和團結中間勢力；要準備兩種可能性，即從國共兩黨全面破裂作準備，努力爭取繼續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應付最困難、最黑暗局面的準備，才能爭取好的前途。

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重要保證之一。

第四編　轉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團大戰

第一節　戰前國內外形勢

1940年8月20日夜，晉察冀軍區、第129、第120師在八路軍總部統一指揮下，發動了以破襲正大鐵路為重點的戰役。戰役發起第3天，參戰部隊已達105個團，故稱百團大戰。百團大戰，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八路軍在華北地區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

破襲正太路戰役，經過了長時間的醞釀。正太鐵路，由河北石家莊到山西太原，橫越太行山脈，全長200多公里，是連線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脈。

1939年冬以來，日軍加緊推行“以鐵路為柱，公路為鏈，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正太鐵路是日軍施行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軍在鐵路沿線大小城鎮、車站和橋樑、隧道附近，均築有堅固據點，各以數十至數百人的兵力守備，並經常派裝甲火車巡邏。鐵路兩側10至15公里的要點，還築有一線外圍據點。日軍妄稱正太鐵路沿線是“不可接近”的地區，用它隔絕八路軍總部、第129師活動的太行抗日根據地與晉察冀邊區的聯絡，並以它為依託進攻抗日根據地，為害極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軍和八路軍發動大規模軍事進攻。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軍“囚籠政策”得以趁機推行，給抗日根據地造成嚴重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1940年春，彭德懷、左權、劉伯承、鄧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