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日報》編印的《內部參考》第960期，反映了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北京一些單位群眾中傳抄的情況。10月12日，姚文元看到這期內參後立即批示：“請找一本給我，並查一下作者在哪裡！”14日下午他又打電話給報社：“你們的內參反映一本壞書《第二次握手》，今天把書送來了。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它寫了一個科學家集團，以＇如＇郭老、吳有訓，寫了許多人，如果不熟悉情況，不可能寫出來。還寫了與外國的關係，如寫了吳健雄。不是一般的壞書，也決不是工人能搞出來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怎麼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姚文元命令查這本書意在打擊陷害一批知識分子。在《北京日報》960期《內部參考》上，還有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丁國鈺的批示：“請傳新同志（劉傳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後因參與###1976年4月5日“###”，於“###”後畏罪自殺）一閱，似應查出此書是出自何人。”

現代“文字獄”（6）

繼姚文元批示之後，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4年12月7日第3297期，也以《北京市發現許多單位秘密流傳手抄本反動小說〈第二次握手〉》為題，反映了《歸來》的流傳情況，並指出：“這本書的中心思想是宣揚資產階級戀愛觀——愛情至上，鼓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先進，散佈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個人奮鬥、成名成家的資產階級白專道路”，“欺騙性很大”，“流毒很廣”。

北京日報社將姚文元的指示雷厲風行地傳達給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成立專案小組追查。他們查明作者是張揚後，立即給該省公安局發函。後者遂於1975年1月7日將張逮捕。為了向姚文元等權勢炳赫的大人物獻媚邀功，辦案人員竭力給他羅織種種莫須有的罪狀：第一是“反黨”；第二是吹捧“臭老九”（“###”中對知識分子的蔑稱）；第三是鼓吹“科學救國”；第四是描寫“愛情”。

為了在法律上“站住腳”，他們先給書中人物分別“定性定案”。女主人公丁潔瓊教授是“叛徒”，另一位女主人公葉玉菡是“地主階級的少爺小姐”，男主人公蘇冠蘭教授是“特務”，###老幹部魯寧是“走資派”，老天文學家蘇鳳麒是“反動學術權威”、“洋奴買辦”，美國神甫查爾斯是“帝國主義分子”。

張揚被定為“反革命”，親屬好友廣受株連，辦案人員在他插隊的地方，組織召開“聲討會”，挨家挨戶收集農民的印章，編造所謂“控訴書”，盜用“廣大貧下中農”的名義一致要求將他判處死刑。

1976年6月，湖南省公安局向省法院起訴，建議對張揚從嚴懲處。《起訴書》宣佈他的主要罪行是：出於反動階級本能，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寫出反動小說《歸來》，變本加厲地、非常露骨地鼓吹“叛徒哲學”和“天才論”。文字越寫越冗長，內容越寫越反動。這本反動小說的要害是要資本主義“歸來”，為反革命復辟製造輿論；為劉少奇、###翻案，反對###；捧出地主、資產階級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亡靈，在意識形態領域裡搞和平演變，為劉少奇、周揚文藝黑線招魂；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宣揚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毒害青少年，同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這本黑書的主人公都是叛徒、特務、反動學閥、洋奴買辦、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地主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起訴書》認為《歸來》突出歌頌周總理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並指摘他“攻擊中央首長張春橋同志”，“矛頭直指無產階級司令部”。

除主罪外，《起訴書》還羅織了其他一些罪狀。1967年10月，張揚曾與另外三個知識青年合寫過一篇題為《劉氏上山下鄉運動是對毛主席青年運動方向的徹底背叛》的大批判文章，登在一派群眾組織的小報上。當時，在瀏陽地區群眾組織中，有人提出“趕走長沙佬”、“殺死長沙佬”的口號。張揚等來自長沙的知青感到受排擠，加之知青工作中確實存在種種問題，他們不滿，因而在大批判文章中講到知識青年在農村受苦，上山下鄉是“新型農奴制度”。這就構成了“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罪行。

張揚的祖父是地主，父親張效立在閻錫山部隊辦的“民族革命第九中學”當過教員，後因反對軍官逼婚女學生，受###，逃到河南長葛縣，辦了一所學校，進行抗日宣傳，組織過一個農業合作社。1949年1月，張揚出生僅一個月，張效立被當地地主“黑槍”打死（兇手已在解放初期被政府###）。張揚之母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