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為有效。1927年2月25日《國民公報》報道：“劉總指揮對陳、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極為注意，除由政治部進行外，本人隨時監督。”劉伯承深入起義軍各部進行檢閱，檢查部隊素質，督促訓練等各項工作，準備迎接新的鬥爭。為著培訓基層官佐和革命骨幹，劉伯承還積極籌辦軍事政治學校，親自兼任校長，由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員。

瀘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單鹽稅一項就達8萬元之巨。李章甫佔據瀘城以後，百般搜刮，弄得民窮財盡，百業凋蔽，錢糧款項早已預徵到1931年。加上瀘城兵滿為患，更使民眾負擔倍增。起義爆發，雙方交戰，又給財政帶來新的困難。各部所需軍費往往不如實上報，互相之間分派不均，義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機從中貪汙作弊，製造混亂。為此，財政問題愈顯突出，威脅著瀘州軍民的生計。為克服財政困難，劉伯承令縣署及徵收局借墊21萬元以裕陳、袁、皮二部夥響。並果斷運用政權力量，全面改善稅收、財政機構，同時積極鼓勵發展生產和貿易活動，使滬州經濟漸漸復甦，市場也慢慢好轉，商民稱便。在起義軍內部，實行財政公開，每週將收入總數（主要是護商處的收入）開會公佈，然後再照各部隊實有人數發響。雖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稱滿意。

由於劉伯承號令嚴明，措置得當，在兩個來月的時間裡，就使混亂的瀘城面目為之一新。革命的瀘州，聲威遠播，引起川中各界矚目，吸引著反帝、反軍閥的各種力量。四川軍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眾，紛紛發來函電，表示對瀘州義軍的崇敬和支援，附近地區的許多有志青年，也紛紛前來投效。

在瀘順起義之初，劉湘就坐鎮重慶，指使川軍各部先鎮壓順慶起義軍，然後蕩平瀘州。1927年3月31日，重慶市民萬餘人，抗議英、美帝國主義炮擊南京，在打槍壩舉行大會。劉湘派軍警特務進行鎮壓，當場打死打傷革命群眾1000多人，隨後又派遣劊子手到蓮花池黨部、省農會、市總工會等處進行搜捕，瘋狂殘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楊闇公等慘遭殺害，製造了駭人聽聞的“三·三一”慘案。關於這一慘案，1959年劉伯承在一次談話中指出：“重慶‘三·三一’慘案是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勢力的一場尖銳劇烈的鬥爭。

它是蔣介石反叛革命，勾結英、美帝國主義，拉攏全國各地軍閥、地主反動集團，執行屠殺政策整個計劃的一部分。”

劉湘在重慶等地施行大屠殺、大搜捕之後，又派兵向瀘州進逼，從4月13日起，先後佔領小市、排山拗、灘嘗胡市等地。貴州軍閥毛光翔師早已佔領瀘州東側沙灣一帶。形成了對瀘州的包圍態勢。

“三·三一”慘案以後，中共重慶地委被完全破壞，蓮花池國民黨左派黨部被徹底摧毀，緊接著又傳來上海“四·一二”大屠殺的訊息，革命處在極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瀘州召開軍民大會，憤怒聲討劉湘的反革命罪行。

劉伯承在會上講話指出：單單悲痛是不夠的，應當奮發起來，戰鬥下去。這時的瀘州確實變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慶地委的領導重擔自然落在劉伯承肩上，蓮花池省黨部的工作，實際也轉到了瀘州。

4月21日，劉伯承以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的名義，率先呈請討伐與蔣介石進行勾結的四川軍閥劉湘，呈文歷數劉湘依附北洋軍閥荼毒川境，易幟後陽奉陰違，壓制愛國民主運動，尤其秉命蔣介石一手製造了“三·三一”慘案等罪行，表示：“呈請中央政府，免其軍職，明令討伐，執彼鬼蜮，交民審判，掃除革命魔障，而為死者復仇，職等秉總理之遺志，誓效忠於黨國，願率所部，報命前鋒，臨陣激昂，無任迫切待命之至。”

5月5日，漢口《民國日報》登載討伐檄文時加了前言，嚴正指出：“劉湘與蔣逆勾結，肆意屠殺民眾，極反動之能事，業經中央免職，交劉伯承等拿辦？？劉伯承為川中將領之最革命者，其於劉湘之種種反動行為，早已怒髮衝冠，有必討伐之決心，觀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見一斑。”

領導瀘順起義是劉伯承參加共產黨以後第一次指揮軍事行動，瀘州守城戰，則是對他最嚴峻的考驗。在敵人的包圍之中，劉伯承審時度勢，冷靜地分析了敵我友諸方的情況，召集各路司令及營以上指揮官會議，反覆講清利弊，認真進行商議，決定先依託“鐵打的瀘州”據險防守，等形勢發展，再作下一步打算。這時，除劉湘的第二十一軍外，第二十二軍馬崑山師已進駐蘭田壩，第二十四軍張仲銘旅也迸抵龍透關。圍城敵軍增至28個團，共約7萬人，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