輝。

第四混成旅是討賊戰爭失敗後由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改編的，駐守長江南岸的蘭田壩。該旅許多官兵曾在劉伯承指揮下馳騁川中，具有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旅長袁品文曾在劉伯承屬下任連、營長，歸屬賴心輝以後處處受到排擠和歧視。下級官兵糧餉不足。上下都積滿了怨憤，在苦悶中尋找新的出路。重慶地委先後派出鄧作楷等3名共產黨員前往該旅工作。早在上年9月間，共產黨員童庸生就向袁品文轉交了劉伯承的親筆信。在信中，劉伯承述說當前時局，教育袁品文積極參加革命，聽從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的指揮。

袁品文展視著劉伯承的書信，激動不已。幾年前跟隨劉指揮官南北轉戰、所向無敵的情景又浮現眼前。反對北洋軍閥統治的激情和急於改變自身窘境的強烈願望，在袁品文心中迸發。他兩次與童庸生秉燭長談，詳細詢問劉伯承對瀘州起義的意圖和設想，積極表示“以全部力量聽省黨部指揮。請向伯承兄轉達我的革命決心。”隨即派共產黨員鄧作楷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慶與劉伯承密商瀘州起義的方案。劉伯承對袁品文的積極態度表示熱情歡迎，又再三囑咐做好各項準備，等待時機，聽統一號令行事。

駐守瀘州城內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長李章甫原是第一軍第三混成旅的團長，討賊戰爭中敵對雙方爭奪瀘州時拖著全旅投降了劉湘，因與劉湘有師生關係，即被劉湘任為旅長，並派駐財賦充裕的瀘州城。後來，他又歸隸賴心輝。他為人驕橫暴戾，積怨甚多。連年來，他獨佔瀘州糧、油、鹽、百貨、統捐、護商和一切稅收，中飽私囊，橫行四鄉。對於國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撓，害怕因此斷了他的鉅額財賦收入，頑固地維持軍閥統治。

第十混成旅駐在沱江北岸的小市，旅長陳蘭亭原是綠林出身，被第一軍收編後任餘際唐部獨立旅旅長，討賊軍敗退貴州時率部投降劉湘，後也歸隸賴心輝。為了要分享瀘州的鹽款、稅收，他屢屢與李章甫發生爭執，矛盾愈積愈深。鑑於李章甫堅持軍閥統治的頑固態度，中共重慶地委軍委和國民黨蓮花池省黨部確定以袁品文部為基本隊伍，爭取吸收陳蘭亭參加起義，解決李章甫，摧毀瀘州的軍閥統治。透過在袁品文那裡工作的鄧作楷，向袁品文下達了起義的指示。

袁品文接到起義指示後，與鄧作楷等進行了商議，確定了聯絡陳蘭亭、剷除李章甫的具體計劃。袁品文經與陳蘭亭密商，陳蘭亭欣然同意，他們又商定借軍士訓練學校學生畢業的機會，請李章甫來訓話，然後乘機起事。12月1日，袁品文、陳蘭亭依計行事，將應邀前來的李章甫擒獲，樹起國民革命軍旗幟，宣佈起義。經過一天一夜的激烈戰鬥，起義軍於次日早晨將李章甫旅解決，勝利佔領瀘州城。

在佔領瀘州以後，起義軍內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蘭亭整天與地方紳士周旋，四處伸手抓錢、抓糧以肥私，並暗中與貴州軍閥周西成勾結。袁品文部團長皮光澤自恃起義有功，目中無人，對北去順慶的命令根本不聽，而是熱衷於守著地盤吃飽飯，抱著“金瀘州”發財。袁品文面對這種局勢一籌莫展，致使瀘州四面被困，內部日益不穩。

為了鞏固和擴大瀘州起義的成果，楊闇公、朱德、劉伯承於1927年1月中旬在萬縣開了軍委會會議，分析研究了當前的局勢與發展趨勢，商討了控制瀘州的方案。最後決定：由劉伯承即刻到瀘州，全權指揮瀘州起義軍。1月下旬，劉伯承趕到了瀘州城。針對起義軍內部渙散不統一的狀況，他採取了果斷有力的措施，全面進行整頓。他頒佈了《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佈告》：“為佈告事，照得本總指揮奉命整頓本軍各路部隊，現已到達瀘城，從事整理一切，除分別呈令外，合行佈告軍民一體知照，此布。總指揮劉伯承。”印刷後廣為張貼。

他在原瀘縣道署建立總指揮部，使瀘州城的軍政財務大權，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後，在道署內集體辦公。大批任用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以帶動和影響整個起義軍。2月中旬，在校場壩舉行的大會上，他到會作重要講話，莊嚴宣佈總指揮部成立，號召大家團結一心，徹底革命，“決不掛羊頭賣狗肉”，“要搞三民主義，不能不要民生主義，而搞二民主義”。同時，陳蘭亭、袁品文、皮光澤宣佈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中央、重慶地委先後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員陸續到達瀘州。劉伯承將他們分派到各起義部隊。第四、五、六路設政治部、黨代表，各團設政治指導員，絕大多數由共產黨擔任。總指揮部明確規定：部隊對上對下公文，須經政工人員簽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