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精神,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老舍的話劇《紅大院》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創作的。這個劇本,以北京某衚衕一個大雜院的居民(主要是婦女),在“大躍進”熱潮中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為題材,力圖表現街道居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他們之間關係的變化,但是在‘左’傾錯誤的影響下,作家未能擺脫氾濫一時的狂熱與幼稚,在一定程度上,宣揚了“浮誇風”和“共產風”。例如劇中的一個主要正面人物耿興久有這樣兩句臺詞:“想到就能作到,就怕想不到!”“共產主義就不遠啦!”即可顯示劇本在思想傾向上的缺點。這自然反映了作家當時的認識水平,但是《紅大院》的缺點,主要是現實生活提供的,它是歷史的產物,時代的產物。
一九五九年寫的《女店員》和《全家福》雖也是以一九五八年為背景的,但是作家的頭腦,這時基本上已經冷靜下來了,如果說老舍慣有的現實主義傳統在《紅大院》中表現得比較淡薄的話,那麼在《女店員》和《全家福》的創作中,現實主義傳統則基本上恢復了,儘管這兩個劇本的藝術描寫,還沒有天然渾成到和生活本身一樣,然而那種人工的痕跡以及圖解概念的傾向,畢竟少得多了。
《女店員》取材於商業戰線女售貨員的生活。劇本透過對幾個年青婦女衝破舊思想的束縛,積極參加商業工作,創辦婦女商店的描寫,生動地展示了新中國婦女的嶄新面貌,表現了婦女解放的巨大力量。婦女解放問題,是老舍建國後劇作的一個重要內容。《方珍珠》、《龍鬚溝》、《紅大院》都涉及了這個問題。《女店員》更是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作品。老舍寫婦女,有一個特點,即很少寫女知識分子或革命的女英雄,他所寫的大都是普通勞動婦女或家庭婦女。老舍所以特別關心普通勞動婦女或家庭婦女的命運,是和他的經歷密切相關的。老舍幼年喪父,母親與姐姐在千辛萬苦中把他撫養成人。從母親與姐姐身上,老舍汲取了優良的品德,得到了溫暖幸福的愛,同時也體會了舊中國婦女苦痛之深重。因而,建國以後目睹新中國婦女的成長、變化,老舍感觸十分深刻。他說:“在我的劇本中,我寫出許多婦女的形象。在舊社會里,一般的人民都很苦,婦女特別苦。在新社會里,首先叫我受到極大感動的就是婦女地位的提高。從一個歡歡喜喜地去工作的媳婦或姑娘身上,我看見了人與人的關係的大變化。男女平等了。我不能不歌頌這個大變化!”(注:《十年筆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方珍珠》和《龍鬚溝》主要表現新舊社會更替時婦女政治地位的變化,《女店員》則主要寫婦女衝破舊思想的束縛之後,思想與精神面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圍繞著這一主題的表達,作家在劇中塑造了幾個性格比較鮮明的婦女形象。它的婦女形象系列,大體上可分為兩組:餘志芳、宋玉娥、齊凌雲、衛大嫂為一組,餘母、齊母為一組。餘志芳、宋玉娥、齊凌雲是年輕有為的姑娘,她們有理想,有熱情,當一些人瞧不起商業工作時,她們決心去站櫃檯,當售貨員;當一些人從傳統的舊觀念出發,低估婦女的作用時,他們決心以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給婦女爭點光”。熱情、積極、活潑是她們的共同性格特點。同時她們又各有個性。餘志芳自小受苦,曾經在私營小店裡打雜,既受過小業主的白眼,又飽嘗過母親與嫂子的歧視,她大膽潑辣,勇於反抗。宋玉娥母親早亡,她在爺爺的撫養下長大,宋爺爺正直、開朗的性格影響了玉娥,而老爺爺的寵愛,又使她略有嬌氣。齊凌雲是初中畢業生,在三個姑娘中文化水平最高,家庭生活條件也最好,母親的溺愛,使得她性格有些嬌弱。但是她聰明、美麗、有進取心。在困難面前,她雖不象餘志芳那樣剛強,卻也很少退縮。總之,這三個姑娘的形象,是比較鮮明的。衛大嫂是一位有四個孩子的中年婦女,她沉穩、堅定、有主見,為了從家務勞動的糾纏中擺脫出來,走向社會,她既要說服有點不大愛勞動的丈夫,又要說服閒慣了的婆婆,還要把四個孩子安排妥善。作者為這個人物設計了較多的困難,是想把她寫成一位具有較高思想覺悟的先進分子的形象,並透過她衝出家庭去作店員一事,為廣大城市家庭婦女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