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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第三個問題，他們則認為中國兩次當了異族的奴隸是最大的病根，這種回答顯然是幼稚的。他們只看到元朝與清朝的種族壓迫，沒有看到幾千年來各個封建王朝都一樣沉重的階級壓迫。漫長的專制制度，使某些中國人失去了支撐誠實的力量，也使某些人們的情感變得冷漠，失去了人的最起碼的愛。

渴望著獻身祖國的魯迅，不僅為祖國的命運在思考著，而且很快地開始了他為祖國的第一次公開的吶喊。1903年6月，魯迅應浙江同鄉會主辦的、許壽裳編輯的刊物《浙江潮》的邀請，決定替刊物撰文。

1902年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認為，新小說是新政治的發端，它對於社會改革有著不可思議的強大力量，這給魯迅以深刻的印象。那時，《新小說》雜誌特別推崇雨果，並刊登過雨果的照片，陳獨秀也翻譯了雨果的小說《慘世界》。魯迅此次從日譯本轉譯了雨果《隨見錄》中的一篇文章《哀塵》，發表於《浙江潮》第五期。同一期上，魯迅還發表了他譯述的小說《斯巴達之魂》。這兩篇處女作雖然還不成熟，卻展現了魯迅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心和熾烈的愛國之情。

《哀塵》原名《芳梯的來歷》。魯迅所譯的這一片斷，是雨果自己敘述在1841年目睹的一個下層婦女被汙辱，被損害的事實：在一個雪花如掌的臘月天裡，一個無賴少年紳士，無端地用雪球戲弄和襲擊一個窮苦女子，這個女子不得不自衛時，巡警走來，他竟不顧是非，公開袒護有權勢的無賴少年，而判處被欺負的弱女子監禁六個月。雨果透過這個故事，鞭撻了暗無天日的悲慘世界。

魯迅在這篇短短的譯文中，融進了鮮明的愛憎。他憎惡那個無端凌辱女子的無賴少年，把他的名字譯成“頻那夜迦”。這名字是印度神話中的一個惡神。魯迅把無賴少年視為凶神惡煞，而對被凌辱的窮苦女子卻滿懷同情，並對造成這些女子的不幸的罪惡社會表示極大憤慨。他在“譯者曰”中充滿激情地寫道：噫嘻定律，胡獨如此賤女子之身！頻那夜迦衣文明之衣，跳踉大躍於璀璨莊嚴之世界，而彼賤女子者，乃僅求為一賤女子而不可得，誰實為之，而令若是：……嗟社會之陷阱兮，莽莽塵球，亞歐同慨，滔滔逝水，來日方長。 魯迅用他的第一個譯品表明：他的心，是屬於被損害的、苦難的兄弟姐妹的。

在大海彼岸（5）

與《哀塵》同時發表的《斯巴達之魂》是一篇充滿著青年血氣的慷慨悲歌之作。寫作這篇文章，正是拒俄運動處在高潮的時候。4月28日，東京《朝日新聞》透露，帝俄已向清政府提出七條密約，公開撕毀1902年的《交收東三省條約》，拒絕從東三省撤軍，無理地要求把東三省劃歸俄羅斯版圖。這一訊息引起在日本的留學生的極大義憤，4月29日，五百多名留學生在東京市神田區錦輝館*，成立“拒俄義勇隊”，並致函清政府，敦促政府堅決抗俄。此信大義磅礴，詞色壯烈，並引述了古希臘城邦國家斯巴達英勇抗拒異族入侵的精神。信上說：昔波斯王澤耳士以十萬之眾，圖吞希臘，而留尼達士親率丁壯數萬，扼險拒守，突陣死戰，全軍殲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榮名震於列國，泰西三尺之童，無不知雲。夫以區區半島之希臘，猶有義不辱國之士，可以吾數百萬方里之帝國而無之於？ 斯巴達這種寧肯戰死也不屈服的壯烈精神和沖天浩氣，正是當時被汙辱的中國所需要的。因此，那時候愛國的思想家們都不約而同地鼓吹斯巴達精神。梁啟超所寫的長篇文章《斯巴達小志》，就是一篇最有分量的代表作。梁啟超稱讚雅典為文化之祖國，而斯巴達為尚武之祖國，雅典是十九世紀之模範，而斯巴達則是二十世紀之模範。由於它以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所以它成了現代十幾個強大文明國的祖國。這位改良派的大將告訴人們，斯巴達精神乃是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

斯巴達人的尚武愛國精神實在是動人心絃，特別是那些斯巴達的婦女，她們愛國的凜然之氣真是氣沖霄漢。她們激勵男子勇赴沙場，往往不顧危險地送丈夫、兒子到激戰的前沿，然後祝福說：“願汝攜楯而歸來，不然，則乘楯而歸來”。有一個普通的母親，生了八個兒子，在斯巴達與蔑士尼亞的戰爭中，全部壯烈殉難。戰爭結束後，斯巴達為死難的將士奏樂招魂。在招魂時，這位母親不僅不流一滴眼淚，而且高聲地、自豪地祝願祖國說：“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故生彼八人也。” （參見梁啟超《斯巴達小志》）祖國呵，祖國呵，正因為愛你，我才生出了八個孩子呵！這種對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