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保守課程內容，使遠涉重洋而來的學生們深深失望。他們屢次要求改革，但都被嘉納治五郎拒絕。1903年3月25日，學監大久保、教務幹事三矢召集學生會的部長十餘人，公佈校方新制定的十二條規定。這些規定不僅對教育改革不加理睬，而且變本加厲地在經濟上進一步苛待學生。例如規定什麼無論臨時告假歸國或者暑假歸國的，每月都得納金六元半。對於這些橫蠻的新規定，學生會的幹部屢次交涉更改，而教務幹事三矢卻宣稱“堅不可改”。他還振振有詞地宣告，這是嘉納的決定，誰不同意，可以退學，他也不強留。

三矢的傲慢和輕蔑態度，使有骨氣的中國留學生們感到十分憤慨。3月27日，他們召開留學生特別會，會上群情激憤，毫不猶豫地決定一起退學。第二天，魯迅、許壽裳等五十二名學生馬上付諸行動，憤然離開學院，顯示了中國青年不容侮辱的尊嚴和抗爭到底的決心。

學生們決不妥協的舉動，使校方感到意外，他們知道這些來自長江黃河之邦的青年，團結一致的力量是難以征服的，因此，不得不讓步，表示要改良課程。於是，退學的學生們又在3月31日召開會議，向校方提出包括撤消三矢教務幹事之職和更訂課程在內的七項條件。嘉納一一接受，但又要學生們也承認有“措置冒昧之失”，學生們斷然拒絕了這種要求。他們指出，這完全是日本學校不尊重中國學生而引起的，中國學生絕對“無失可謝”。經過十八天的鬥爭，中國學生才於4月16日返校。在回院式上，嘉納承認自己有“不善之過”，*終於勝利結束。自始至終參加這場鬥爭的魯迅，此時感到心花怒放，他連忙給家人寫信報告這個勝利的資訊，說：“弘文事已了，學生均返校矣！”

在海波長揚的日本，魯迅一方面與熱血沸騰的同伴一起為自己的前進開拓道路，另一方面則利用這個東西方文化頻繁交流的天地，拼命地學習。不僅學日文，學德文，而且貪婪地閱讀各種書籍，夜以繼日地吮吸各種知識的乳汁。富有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藝術和被引入日本的西方古典美學著作以及其他西方資產階級文化，都給魯迅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為他以後從事文學藝術提供了豐富的營養。他的精神生命被新的知識潤澤得一天比一天充實了。

剛滿二十歲，這是一個人美麗得像寶石般的年華，誰在這樣的年歲裡不充滿著崇高的理想和獻身祖國的熱望呢？魯迅正處在這樣的人生階段，而祖國正處在變革的動盪中，他正需要自己的有志氣的孩子們去拯救，想到這裡，魯迅的心裡是多麼不平靜呵！那時，改革派的思想家們在探索著改造中國國民性的弱點問題，魯迅也從這個時候開始思考著這個問題。赫赫有名的梁啟超已經撰文分析中國國民的四大弱點，那就是“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這位正在叱吒風雲的改革家告訴人們，只有“翦劣下之根性，遠大之思想，自克自修，以蘄合於人格”（《中國國民之品格》），中國才有希望。“人格不具，將為世所不齒”。人的品格如此，國家的品格也如此。因此，我們的國家要變成“受人尊敬之國，卓然冠絕於環球”，就應當拋棄國民品格中的弱點。魯迅當時同許壽裳也常常討論這個問題。這一對赤誠的青年憂國者，當談到在歷史上中國人的生命太不值錢，尤其是在做異族奴隸的時候，他們便相對地憤然長嘆，深深地感到悲涼。他們常常一起認真地思考和討論著三個互相關聯的問題：第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第三，它的病根在哪裡？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在大海彼岸（4）

對於第一個問題，他們的認識是朦朧的。世界上有那麼多思想精湛的哲學家，描繪過那麼多理想人性的藍圖，究竟哪一個是最美好的楷模呢？兩個年輕人還無從判斷。對於第二個問題，他們則十分敏銳地發現，中國國民性格中最缺乏的是兩個東西，這就是：“誠”和“愛”。

這種直覺的樸素的認識，正是後來魯迅對中國國民性乃至中國社會的全部科學認識的胚胎。如果不是一個對中國社會有相當痛苦的感受的人，是無法這樣深刻地認識到這種劣根性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一生從不知疲倦地無情鞭撻喪失“誠”的虛偽和踐踏“誠”的瞞和騙，也沒有一個思想家與文學家，像他那樣懷著那麼深的祖國之愛與人民之愛，去揭露和抨擊那種毀滅人類之愛和人的尊嚴的封建專制，那種沒有人性的吃人的世道。儘管提出這種見解的時候，還是比較抽象的，然而，這是一種多麼可貴的思想萌芽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