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這種行為已司空見慣，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報紙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評論地登了出來。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別的做法。一方面，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來解釋法律，而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資產者，他們首先認為本階級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礎。治安法官是這樣，警察也是這樣。無論資產者做什麼，警察對他總是客客氣氣，並且嚴格地依法辦事，但是對無產者卻粗暴而又殘酷；貧窮本身就已經使得無產者有各種罪行的嫌疑，同時也剝奪了他對付當局專橫行為的法律手段。因此，對無產者來說，法律的保護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隨便闖進他家裡，隨便逮捕他，隨便毆打他。只是在工會聘請了辯護人，例如煤礦工人聘請了羅伯茨以後，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護作用對無產者說來是多麼微小，無產者經常被迫肩負法律的全部重擔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點好處。

為了加緊奴役無產階級，有產階級現在還在議會里不斷地向那些還沒有完全沉溺於利己主義的議員的較善良的情感進行鬥爭。公地一塊接一塊地被掠奪並且被改成耕地，這固然會提高農業生產，但是使無產階級受到很大的損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窮人可以在那裡放驢、放豬或放鵝，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隨意在那兒遊玩和歡跳。現在這種事情愈來愈少了，窮人的收入日益減少，年輕人失掉了遊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館去。議會每次開會都要透過一系列開墾公地的條例。18４４年的議會會議上政府曾決定要那些壟斷一切交通工具的鐵路公司適當地降低車費（降到１辨士１英里，約合５銀格羅申１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車旅行，併為此建議各鐵路線上每天加開一班三等廉價列車，這時，“可敬的教父”倫敦主教卻建議把星期日，把在業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為例外；這樣一來，星期日就只許闊人旅行，不許窮人旅行了。但這個建議太露骨太公開：實在無法透過，因此才被否決。可是採取隱蔽方式侵犯無產階級權利的行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議會會議期間所發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舉出來。我只舉出１８４４年那次會議上所發生的一件事情。一個沒有名聲的議員邁爾斯先生提出了一個調整主僕關係的法案，這個法案看來完全是無可非議的。政府贊同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給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去審理。那時英格蘭北部發生了煤礦工人的罷工，羅伯茨正帶著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無罪的工人勝利地遍走全國。後來這個法案由委員會交回來，但裡面加了幾項專橫到極點的條文，特別是這樣一條：凡口頭上或書面上同意替僱主做某種工作（即使是臨時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絕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為（ｍｉ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僱主有權把他送到任何一個（ａｎｙ）治安法官那裡去；法官根據僱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監工在宣誓後所提出的證詞——即根據被告的證詞——可以判處工人兩個月以下的徒刑或勞役。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無比的憤怒，特別是因為這時議會正在討論十小時法案，而各地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宣傳鼓動工作。工人們開了幾百次會，給無產階級在倫敦議會里的辯護人托馬斯P鄧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請願書。除“青年英國”的代表弗蘭德外，鄧科布是唯一極力反對這個法案的議會議員。當其他的激進派看到人民反對這個法案的時候，他們便開始一個跟一個地悄悄向鄧科布靠攏，自由資產階級看到工人的激憤，不敢堅持這個法案，在人民的激憤面前，根本也沒有一個人特別熱中於堅持這個法案，於是這個法案便可恥地破產了。

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最公開的宣戰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濟貧法。關於馬爾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過好幾次了。現在我們再來簡略地重述一下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遠有過剩人口，所以永遠充滿著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數過多，這是人類的宿命，是人類的永恆的命運，因此，人們就分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過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這個實踐上的結論（而且這個結論是馬爾薩斯本人做出來的）：慈善事業和濟貧金實在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它們只會維持“過剩人口”的存在，並鼓勵他們繁殖，而其餘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競爭而降低了。濟貧所給窮人工作也同樣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然只有一定數量的勞動產品能夠找到銷路，一個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個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濟貧所這種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問題決不在於去養活“過剩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