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的新聞媒體一向不怎麼去法院，影響小的案子，旁人沒興趣，影響大的案子，又要講和諧，宣傳部會發個通稿，大夥兒照登就是了。偶爾有些殺人犯伏法或者貪汙犯宣判，也就只有社會版的記者會去看一看。

可是今天就不同了，大批記者蜂擁而至，把光明區的區法院塞得滿滿的。區法院當然不敢擅專，立即報告了上頭，上頭立即指示不要把記者們放進去。本來呢，不放人進去的理由是很多的，比如沒有事先預約啊，不是雙方相關當事人啊。

可是區法院事先得了另一邊上頭的吩咐，打電話的時間稍微拖延了那麼一會兒，而且這又是公開審理的案件，沒道理拒絕記者入內。而且法警們人少力弱，也不會和無冕之王較真，一不小心，就讓記者們全進去了。

法律的威嚴，那是對體制外的事，體制內大家只論權力和級別，誰也別想對誰擺出威嚴來。省城的傳媒都是官辦的，這時候來的，更加是有編制的正牌記者，還有不少是主編副主編。

有些省裡面的大報紙，級別本來就和光明區差不多，來個主編副主編，那是要區長出來接待的。法院院長都不敢得罪，下面的人就更不敢放肆了。所以區法院這差事沒辦好，上頭也不能怪罪，誰叫體制就是這樣的呢。

法官剛坐上主席位，就是一陣卡擦卡擦的拍照聲，被閃光燈閃的花了眼，他敲了敲木錘，說了聲：“肅靜！”然後那幫記者就把相機調成靜音，閃光燈卻沒關，照樣拍照，法官也沒法子，品級比不上人，說話就沒底氣，只好當看不見。

接下來就是例行的程式，傳兩邊當事人上庭——這其實是兩案合一，先有蔓莎服裝告神弓集團不履行協議，然後又神弓集團告蔓莎服裝要求取消協議，兩邊說的基本上是一件事，為了節省法庭資源，所以兩案合一，一起審理。

這只是表面說法而已。真正的要害在於，黃文斌是在光明區法院起訴，而張利國是在市中院起訴。華夏採取的是二審終審制度，在下級法院判了，當事人不滿意，可以上訴到上一級法院。區法院的上一級是市中院，兩院都在市委管轄之下，對這案子的看法，最多就是中立。

但如果在市中院初審，二審就要放到省高院，省高院可就在省委的管轄下了，一向不怎麼給市委面子的。孫雪峰對於黃文斌的助力，在去法院是法院很大，到了省高院就小了。所以張利國要跑到市中院起訴，就是看準了這一點。

至於這案子究竟應該由哪一級法院審理呢？其實並沒有一定之規，通常小事由區法院來審理，大事由中院審理，可什麼是小事，什麼是大事，又全看上位者的心意。兩個公司之間的一紙協議要不要履行，能不能強制履行，看起來是小事。但要是牽涉到幾億十幾億的資金來往，十幾萬人的工資飯碗，這又是大事了。

結果這一次還是黃文斌贏了，中院想來想去，兩邊都不敢得罪，還是扔給下邊算了。至於官司總會打過來，那也是以後的事情了，能拖一天是一天，說不定兩邊打著打著，張利國和黃文斌哪一個忽然死了呢。就算沒死，有了這麼一段時間緩衝，也好想個辦法躲開去。

張利國漏算了這點官僚習性，就此輸了一局，官司在光明區法院開始審理。

兩邊當事人上了法庭——當然不是張利國和黃文斌，而是神弓集團和蔓莎服裝的代表律師團。法官再問了一遍：“你們兩邊不如先調解調解，看看能不能達成一致。”這倒不是推諉，所有的經濟糾紛，就算是非分明，照例都是要調解的。要是那些不懂法律的普通人，調解的時候說不定就要吃個虧。不過黃文斌和張利國誰也不缺錢，找的都是大律師，自然不會上當。

調解來調解去，雙方用法律條文交鋒了一番，連法官都沒怎麼聽懂——這事也不奇怪，基層法官事務繁忙，哪裡有這麼許多時間去研究法律條文。華夏的法律都是人大搞出來的，從來不參考法官的意見，又語焉不詳，經常來個“除法律規定的其它情形外”，除了參加制定法律的，誰知道都有哪些情形啊！

大律師們有的是人脈錢和時間把新出的法律弄清楚，自己弄不清楚，還可以去請教人，很多人都是可以直接去人大問制定法律的人，究竟這一條條是什麼意思，中間的界限在哪裡。可是基層法官哪裡有這個條件，只能自己琢磨，一忙起來甚至都沒時間去看。平時那些小糾紛也就算了，現在碰上這種大事，那點學識就不夠用了。

幸好華夏的法院，學東西永遠只學一半，雖然也有法庭，也有法官，站在審判席上似乎威風凌凌，傳證人傳證據問完被告問原告，其實壓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