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女兒也不在身邊。陳紀瀅說：“家中凌亂，與在珞珈山時代的小洋樓書齋相比，大有天淵之別。”目睹陳西瀅捉襟見肘的困境，代表們以囊中的款項相贈，“藉求心安”。陳西瀅先是婉拒，經代表們再三央求，他才收下，羞愧地說：“你們太客氣了”，“似乎多了點”。如此落魄，叫人心酸。試想一向瀟灑、素有紳士風度的陳西瀅，倘衣食能周，他是絕對不會伸手接下朋友們的惠助的。那段時日，陳西瀅在艱難竭蹶之中，仍勉力工作，推動中外文化交流。他積極在倫敦、巴黎間遊走、說項，促成張大千的畫展，“使歐洲藝術界首次認識張大千先生的不凡造詣。大千先生其後在法國南部會見畢加索，彼此贈畫，成為中西藝術界的美談，實種因於通伯先生的推介。”鮮為人知的是，威爾斯（）撰的《世界史綱》，有關亞洲的史料都是陳西瀅提供，並有署名。陳西瀅樂於助人。手頭寬裕時，曾借給熊××相當一筆數量的錢，後來手頭拮据，寫信給熊請他還錢；而熊竟復了“愛莫能助”4個字，弄得陳西瀅哭笑不得。一個朋友為兒子到英國讀書籌款，要賣齊白石的3幅畫，找不到買主。陳西瀅幫他去找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終成人之美。鮮為人知的是，李四光當年秘密回國，陳西瀅是出了大力的。李四光回國前夕，臺灣國民黨“外交部”密令“駐英大使”鄭天錫，要李四光公開發表宣告，拒絕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政協委員職務，否則扣留。陳西瀅截獲這一密令，冒著危險給李四光打電話，使李四光贏得一天時間，隻身到了法國。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由熱那亞啟程，秘密回國。每每當朋友們稱讚他嘉惠友人時，“他會慢慢地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一面搖頭，一面靦腆地說：‘我沒有做什麼，主要還是要靠他們自己。’”“他從不領功，他就是這麼一個徹頭徹尾的理性主義者。”

閒話西瀅（6）

陳西瀅性清高、內斂。他當年在英曾獲博士學位，蘇雪林與他在武大共事十餘年，都不知他有此銜，直到臺灣文星書店為陳西瀅出書作介紹時才知道。蘇說這並不是他過度謙虛，是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國紳士修養之一端。

陳西瀅有兩大喜好：藏書和收藏菸斗。武漢歲月，藏書很多，他對書的印刷、裝幀都不感興趣，因此他的書多為“二手貨”。他認為買書是為了“讀”，不是為了“看”。他特別喜愛三位作家：簡·奧斯丁、威爾斯和阿納托爾·法朗士。夏志清教授在2004年致筆者的信中曾說：“中國最有資格寫歐美八大家的是陳西瀅。”1950年11月，陳西瀅的老友徐悲鴻曾致信於他，希望他能早日回國服務。大概西瀅先生顧慮較多，沒作回應。

陳西瀅有中國傳統文人的品格。他愛國不讓人後。凌叔華說：“抗戰時，他在重慶為《中央日報》撰寫罵日本的文章，這些社論很受人注意。陳先生善於用犀利的字句批評時勢，所以他很過癮，但可把我害慘了。因為當時我回北平替母親辦喪事，我三番兩次囑他以筆名發表，他就是不聽，結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時間，日本北平特務、憲兵等，不時來探我回北平的真實目的，還要我寫信給陳先生叫他來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煩！”陳西瀅的女婿秦乃瑞（John　Chinnery）博士是英國研究魯迅的學者，50年代初曾留學北大，曾任愛丁堡大學中文系主任、蘇格蘭中國友協會長。秦乃瑞和陳小瀅給兒子（Colin　Chinnery）起中文名為秦思源，這“源”字據小瀅告訴筆者，一是父名；一是飲水思源，不忘中國這個根。秦思源倫敦大學畢業後，供職於倫敦大英圖書館，後到英國駐華使館，從事中英文化交流工作，現為北京尤倫斯國際藝術中心副館長兼策劃部主任。

僅憑女師大*事件，定陳西瀅為“反動文人”，實在有失公允。

改革開放後，《西瀅閒話》由多家出版社不斷再版，學界對他的評論漸趨實事求是，中肯了許多。

毋庸諱言，陳、凌的家庭生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是不愉快的或曰不和諧的。據陳小瀅說：“母親凌叔華是一個十分內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對人說，這大概與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眾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點關係。”而陳西瀅性格內斂，寡言，在好多問題上兩人缺少溝通。小瀅又說，好在“父親陳源是個老好人，寬懷大度，每能原諒別人。”以至到最後仍保持了家庭的完整。

陳西瀅雖然自幼就受西方教育，但中國倫常禮教在他身上的印跡很深。陳小瀅告訴筆者，“陳氏家族很講孝道。大姑陳浣原在天津女子師範上學，為照顧生病的祖父中斷學業。祖父病重時，大姑真的割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