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中都稱“家兄為人厚道，精文墨有才氣。”

陳西瀅的厚道、率直，由對魯迅作品的品評上可見一斑。他與魯迅交惡之後，寫新文*動以來的10部著作時，只選了兩個短篇，一為郁達夫的《沉淪》，一為魯迅的《吶喊》。他評時有敬意也有鄙薄：“魯迅先生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民的風物，都是很好的作品。”在批評（有些作品，筆者）時指出“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後又說：“到了《阿Q正傳》，就大不相同了。阿Q是一個type，而且是一個活潑潑的人。他是與李逵、魯智深、劉姥姥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不朽的。”但話鋒一轉：“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的其餘的文章。”接著便數落魯迅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作為評論家，他的可貴之處在於用一杆秤稱世人。立論為公。陳西瀅評論好友徐志摩的作品，在肯定他的文字貢獻的同時，也尖銳地指出藝術上的毛病：太無約束，堆砌辭藻。對徐的譯作《渦堤孩》，責其不忠於原著，批評他“跑野馬”。令人刮目或起敬的是1928年版的《西瀅閒話》，陳氏將與周氏兄弟辯論的文字盡行刪除，致後來《西瀅閒話》由梁實秋提議、洽談在臺影印時，陳氏仍堅持刪去了。梁實秋說：“只是時過境遷，物件已不存在，他認為無需再留痕跡，這是他的忠厚處。以視‘臨死嚥氣的時候一個敵人也不饒’的那種人，真不可同日而語了。”有人評論說，陳西瀅的這種作風，頗有伏爾泰的“我和你意見不同，可是我寧可犧牲我的生命也要保護你發言的權利”之風。陳小瀅說，父親告訴她，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壇聚會上，他與魯迅邂逅，兩人還禮貌地握了一次手。

陳西瀅當官時忠於職守，“具有優秀管理人員的品質：穩健、清醒、見識。”“太盡忠職守”，太注重操守。陳西瀅任武大文學院院長期間，為避人閒話，硬是不讓凌叔華到武大教書。溫源寧評論說：在武大“他主持學院很有見地，他的學院現在已經成為中國同類院校佼佼者。”1932年前後，作為文學院院長的陳西瀅，經常在“紀念週”上發表講演。他的講演，不講高頭講章，不談空泛大道理，而是貼近大學生生活的實際，具有鮮明的指導性。諸如《怎樣做筆記》，他不僅在理論上闡明做筆記（聽講筆記、讀書筆記）之重要，而且以某成功名人活生生的例子作為佐證；同時傳播行之有效的經驗、靈活多變的方法。在《談學習外國文》中，強調要打破閉關自鎖，必須要學外文，這樣才能汲取西方的文明。還別出心裁地提出學外文的四字訣：“看、讀、說、作”。教導學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讀外國文的器具（啃字典）。在1934年的《讀書與環境》中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學校在天災人禍，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時期中，創造出這個環境來，不可不說是個異數。”要學生加倍珍惜，不負國家、社會的厚望。陳氏的講演，神遊八極，思接古今，信口徵引古今中外名人的經典故事，語言幽默，深受學生的歡迎。　。　想看書來

閒話西瀅（5）

他的高足、作家吳魯芹在回憶聽陳氏授課時說：“通伯先生講學是清談式的，那時教室的佈置太簡陋，太軍事化，我總覺得他應該有張舒適的坐椅，佐以清茶菸斗，那樣就真的紅花綠葉相得益彰了。他講話一向緩慢，每隔三、五句就要‘這個…這個’一兩次，但是我們後來覺得‘這個……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像無聲的音樂，在那剎那之間，我們會忽然有所領悟，那份喜悅是難以形容的。”

在聯合國任職期間，陳西瀅以讀書人的頭腦周旋在政治家之間，實在力不從心，難以成事。國民黨政府每月給他薪金500美元，而陳西瀅主動要求降為300美元，此待遇在使館一秘檔次之下，為此凌叔華和他大吵一場。當時教科文組織的辦公機關在巴黎，這點工資他無法生存，只好把家遷往費用較低的倫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西瀅在教科文組織的處境更為狼狽，因為一旦確定大陸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臺灣在此將被驅逐。陳西瀅高度緊張，為維護臺灣的權益費盡心機，“四處拉票，幾近綁架”。儘管他使出渾身解數，也不能抵擋歷史的腳步。法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一年後，陳西瀅無奈地搬出喬治五世大街11號的教科文組織辦公處。臺灣方面責其不力、無能，後來連津貼也不發了。1959年陳紀瀅等赴法蘭克福出席國際筆會，陳西瀅鞍前馬後地忙碌。那時，陳居倫敦亞當姆森14號一老式房子，凌叔華曾一度到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