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口號。

7月8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發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抗戰的最後決心，單靠共產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造成一種聲勢。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團結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7月14日至20日間4次寫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雲逸奔走兩廣當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決抗戰與國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展愛國運動，積極救亡”。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答覆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

空前的民族危機和共產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內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了。“各地的大資產階級，國民黨的各地黨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及各地方的軍政長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的要求。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的統一，並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前進了一大步。”

在推動國民黨進行全國性抗戰的同時，紅軍參戰的實際準備工作也在加緊進行。7月14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等紅軍將領下達“十天準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要紅軍各路將領到雲陽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題，並對紅軍參戰、部隊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18日，延安召開市民大會，毛澤東到會講演。據當時報紙記載：“演詞激昂，聽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願赴抗日戰場，與日寇決一死戰。”

紅軍各部已陸續準備就緒，隨時準備開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並不順利，國民黨方面在各種問題上處處作難。直到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直接威脅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心臟地區和英、美等國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行全國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治也難以保持，於是，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出較多的合作願望。周恩來後來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到南京，開始蔣介石還沒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覺得這是全面戰爭了，才發表了八路軍的番號，緊跟著又發表了十八集團軍的番號，要我們的軍隊去打仗。”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等同國民黨經過反覆談判，終於達成協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略游擊隊，執行側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並消滅一部的作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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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堅持不同的抗戰路線（2）

25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依據與國民黨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八路軍下轄3個師：第115師，師長林彪。副師長聶榮臻、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副主任蕭華；第120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參謀長周士第，政訓處主任關嚮應，副主任甘泗淇；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參謀長倪志亮，政訓處主任張浩，副主任宋任窮。八路軍完成組建後，在毛澤東的籌劃下，取道山西開赴抗日前線。

國民黨軍隊節節失利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後，平、津失守，華北危急。中國當時陸軍兵力約170萬人，但裝備、訓練、火力、機動力均遠遠落後於日軍，空軍僅有各種舊式飛機300多架，海軍艦艇總噸位不足8萬噸，且戰鬥力極弱。中國守軍第29軍各部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鬥，無法有效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推進，在短短十幾天之內，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守軍各部傷亡極為慘重，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將軍，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在戰場上壯烈殉國。

上海會戰，部隊都打得壯烈勇敢。但是，當統帥部一下令撤退，數十萬大軍就像決了堤的洪水，竟相掉頭就跑。國民政府軍委會曾於1934年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