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可以看到，此時有些電影創作者也在一個極端和另一個極端之間搖擺不定。《藍色的光》這部由許內貝格傑出地拍攝的登山片，是一部集範克博士所創造的樣式之大成、由左派影評家貝拉·巴拉茲創作的作品，由一位抱負不凡的聰明女演員萊尼·裡芬斯塔爾擔任演出，這位後來成為希特勒寵兒的女演員，在此時還沒有決定應走哪條道路。

社會上不斷髮生的事變，使人們無法躲在高高的象牙塔裡。無聲電影的末期就已顯示出電影導演有選擇自己應走的道路的必要，而這種必要，到了此時就顯得更為明確了。

派伯斯特的第一部有聲電影《1918年的西部戰線》，是一部猛烈抨擊納粹黨人稱之為英勇的獻身的那場戰爭的影片。影片以強烈的筆調描繪出戰死計程車兵和未來犧牲者腳上的長靴，戰壕裡的泥濘，醫院裡的緊張情景，痛苦和恐怖的呼喊，屠殺和瘋狂的行為。這些描寫所強調的不是戰爭的原因，而是戰爭的愚蠢和它的矛盾。派伯斯特在這一恐怖的吶喊中保持著他描寫的立場，即他成為以前作品的特徵的“新客觀性”。也許由於他這種表面上不偏不倚的態度，所以這部影片當時能夠倖免納粹黨徒的猛烈攻擊，這種攻擊曾使《西線無戰事》這部根據作家雷馬克的著名戰爭小說改編、由劉易斯·邁爾斯通導演的美國影片，在德國遭到禁映。

影片《三分錢的歌劇》是派伯斯特替美國一家影片公司拍攝的、有德法兩種語言版的影片，它是派伯斯特根據德國戰前一部著名的戲劇攝製的（原劇系由**詩人B．布萊希特取材於一個英國古劇而改編的）。這部影片使布萊希特所寫的歌詞和古特·伐埃爾的悠美的音樂，變成大眾化的歌曲。片中輕鬆而帶有諷刺性的故事情節是以1900年的倫敦為假設的背景，描寫“下流社會”與警察的和諧相處。影片象一出滑稽的木偶戲那樣諷刺地表現出警察和小偷的狼狽為奸，國王加冕典禮的豪華隊伍碰上了失業者悽慘的行列。這個插曲對於當時一個有近一千萬彷徨街頭的失業工人的國家來說，尤其具有特別的意義。派伯斯特在這部影片裡似乎放棄了他的“客觀性”，在一種象芭蕾舞劇那樣精細而有條理的娛樂的諷刺下，在明暗相襯的精美攝影技巧中，顯示了他的觀點。

《同志之誼》這部影片對形式的注意較少，它和《1918年的西部戰線》一樣，突出地表現了和平主義的思想。影片描寫法國一個煤礦發生了爆炸，德國的礦工們突破了那個象徵1918年國境的鐵柵欄，跑來救助他們法國的夥伴。這種對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號召，遠遠超過了當時在洛迦諾開始的德法和好的政策。

描寫無產階級的生活環境，對於派伯斯特來說，雖然已經是一種進步，可是他的結論卻仍然非常曖昧不明。例如片中那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鐵柵欄，既可以理解為廢除工人階級之間的國境障礙的希望，也可以理解為對國家主義者要求亞爾薩斯—洛林省某些權利的支援。派伯斯特在他以後拍攝的影片裡，就不再表示自己的立場，到希特勒的威脅日益明顯的時候，他就根本放棄了對現實問題的描寫，改而導演一部複製的影片，即根據皮埃爾·伯諾瓦的暢銷小說改編的《亞特蘭梯德》。

追求細緻表現、愛好精美攝影和豪華佈景的唯美主義者弗立茨·朗格，在他拍了一些描寫過去和未來事情的影片以後，卻和派伯斯特相反，在他第一部有聲影片《M》（《可詛咒的人》）中，又回到了現代的主題。這部影片是以轟動一時的“殺人惡魔杜塞爾道夫”的犯罪事件為題材而攝製的。

弗立茨·朗格本想把影片題名為《殺人犯就在我們中間》。但據說他的製片人從納粹黨那裡獲悉希特勒在大選中可能有獲得1100萬票的希望，因此，這位製片人通知弗立茨·朗格說，如果用這一侮辱德國人的片名上映，就有被禁的危險。因此弗立茨·朗格放棄了這一片名。實際上這部影片絲毫未牽涉到政治問題，而是把殺人犯表現為一種個別的患性變態心理的病人。但這部影片卻具有完美的藝術手法，弗立茨·朗格透過這一手法，以對位法的方式，把形象、音響和象徵的細節，如絕望的母親在一間空倉庫裡的喊叫、兇犯口中輕輕吹著的葬禮進行曲、象徵死去的孩子的那個氣球不斷出現等，密切結合在一起。弗立茨·朗格在這部有聲片裡的基本主題是要表現犯罪。影片中的殺人犯最後被那個他給玷汙了名聲的匪幫所殺死，但這個被追捕的孤獨的殺人犯被彼特·勞爾表演得如此惶恐可憐，結果與其說象一個殺人犯，還不如說象一個犧牲者。

影片《M》（《可詛咒的人》）中作為審判者的匪幫，到了影片《馬布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