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初級編輯”——其實就是校對，這樣稱呼好聽一點而已。我的工資是每週四十美元，那時候美元比現在值錢多了。每到週五，我的桌上便會出現幾張薄薄的綠色鈔票，當然是扣了稅的。這是一個小個子的駝背女人辛辛苦苦地仔細計算後送來的，是世界上最有錢有勢的出版商發給我的每小時九十美分的苦力費。不過當時我並不怎麼沮喪。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懷著滿腔熱情和崇高的理想投入工作的。況且，這工作還另有誘人之處：可以在“21餐廳”吃午飯；與約翰·奧哈拉共進晚餐；用我那雙編輯的“火眼金睛”，讓那些假裝淑女卻俗不可耐的女作家們照得原形畢現……

但很快我就發現，這一切都是不會發生的。一方面，這個出版社已在教科書、幾乎涉及所有行業的工業手冊以及科技刊物方面大獲成功，小說或非小說類文藝作品的出版只被當作副業。所以即使有像我這樣滿懷文學熱情的“初級編輯”的努力勞動，它推出的作家仍很難吸引那些真正關心文學的人們。比如我剛到那兒時，出版社正在推崇兩位“著名”作家，一位是早已退役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某艦隊的海軍上將，另一位是前共產黨的交通員，他那本由別人捉刀的《我的錯誤》正列在暢銷書排行榜上。像約翰·奧哈拉這樣的作家，在這家出版社幾乎無從尋覓（我心目中有眾多成績斐然的文學偶像，但我一直覺得奧哈拉是那種可與之開懷暢飲直至酩酊大醉的作家）。而另一方面，分配給我的工作也實在讓人掃興。那時，麥克格雷…希爾出版公司（這也是我老闆的名字）缺乏文學氣氛，幾乎沒有在文學作品的出版方面取得過任何成就。由於長期從事技術類書刊的出版而且大獲成功，使他們把我為之效力的、渴望擁有著名的文化類書籍出版商斯克裡伯納或諾弗一般風采的普及讀物編輯部當作消遣之物，結果使得它像寄生在諸如亞拉巴馬·沃爾德或馬斯特集團之類的龐大集團身上的一個販賣來自日本的假栗鼠皮（且眾所周知）的一個小沙龍。

所以，作為辦公室職位最低的人，我不僅讀不到那些哪怕是走過場的手稿，還不得不去啃那些令人生厭的所謂小說和文藝作品——那上面滿是斑斑點點的咖啡痕跡，或是骯髒噁心的手指印。這一切都顯示著作者們（或代理商們）的徹底絕望，麥克格雷…希爾成了他們最後一搏的機會。但是，當時的我年輕氣盛，滿懷著對英國文學的高度熱忱，以及馬修·阿諾德所堅持文學的嚴肅性與高度真實性，所以對稿件的要求近乎苛刻。我乾淨利落地打發掉上千本手稿，就像猴子拔掉身上那些厭惡的毛一樣，毫不手軟。站在麥克格雷大廈二十層樓上玻璃籠子般的房間裡——它位於西四十二街，是一座像塔一樣的綠色高層建築，外表精美卻令人沮喪——我掂量著自己對那些手稿的冷嘲熱諷，這是剛剛讀完《含混七種》的人所特有的心情，而此時，我的桌子上又令人沮喪地堆起了高高的充滿希望與蹩腳文句的手稿。不管它們有多糟，我都得為每一篇寫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簡評。剛開始時，我還覺得挺好玩，可以挖苦這些手稿，並從中體會到一種報復的快感，但一段時間之後，這無休無止千篇一律令人乏味的工作開始讓我厭煩起來。我厭煩煙籠霧罩的曼哈頓，厭煩為那些枯燥無味、死氣沉沉的蹩腳手稿寫無聊的評介文章。

我保留了幾篇自己寫下的簡評，作為那一時期的紀念物。下面是我原封不動摘抄下來的一部分內容：

《高高的大葉藻》，作者：埃德蒙尼亞·克勞斯·比爾斯迪克。小說。

新澤西州南部種滿小紅莓的沙丘上充斥著愛情與死亡。年輕的主人公威拉德·斯特勞薩威繼承了一大筆財產——一大片即將收穫的小紅莓。他剛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瘋狂地愛上了伊拉·布萊恩的女兒雷蒙娜。伊拉是左翼分子，也是小紅莓收穫季節的一個罷工領導人。這次罷工策劃周密，但最終因布蘭登——威拉德的闊爸爸而敗露。一天早晨，有人在小紅莓收割機裡找到了伊拉麵目全非、支離破碎的屍體。威拉德與雷蒙娜的關係因此長期緊張不和，最後幾乎同歸於盡。威拉德是一個像貓一般靈敏、並長著一顆普林斯頓式的聰慧大腦的年輕人。雷蒙娜則是一個“身段優雅苗條，卻掩飾不住心底淫蕩”的風流女子。

就在我寫下以上文字時，我仍然感到噁心。我敢說，這是婦道人家、或者說是低階動物“創作”的最糟糕的小說。建議馬上退稿。

噢，聰明、自負的年輕人！當我把這毫無用處、沒有絲毫價值的文學垃圾扔掉時，仍壓抑不住幸災樂禍的心情。我覺得我在麥克格雷的肋骨上輕輕捅了一下，因為它是那麼熱衷於出版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