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年輕時，曾和他的一個當教士的哥哥冒著生命危險，偷偷地將三個猶太家庭藏起來，躲過了那場大屠殺，躲過了那些哥薩克士兵。這是媽媽告訴我的，因為父親從不願提起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內森怒氣沖天時對他說這些，他只會罵得更厲害，說我是又臭又髒的波蘭騙子。噢，那種時候，我只能對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時的他十分虛弱，狀況十分糟糕。然後，我只能走開，一聲不吭地想想別的事兒，等著他把氣發完。到時他又會對我非常和藹、溫柔，充滿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聽父親說起大屠殺，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戰前一二年吧。那是報紙上刊登納粹對德國的猶太教堂和猶太商店進行慘無人道的摧毀的時候。我記得父親第一次提到盧布林的那次大屠殺。他說：……先是從東邊往西，這次是從西邊往東。……我並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為克拉科夫猶太人居住區的猶太人不像別的地區那麼多吧，不管怎樣說，我覺得他們和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也不該受到迫害或成為犧牲品。我想我還不怎麼懂事。那時，我和卡什莫爾結了婚。你瞧，我結婚很早，太年輕了，還像個小姑娘，以為美好的生活會永遠這樣舒適、祥和、安寧地繼續下去，媽媽、爸爸、卡什莫爾還有卓婭（這是我的暱稱）幸福地生活在這幢大房子裡，吃著別緻的波蘭菜，看書，學習，聽巴赫的曲子，直到永遠。我真不明白我怎麼會那麼傻。卡什莫爾是數學教師，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學為青年教師舉辦的晚會上認識他的。結婚後我們曾打算去維也納，就像我的父母那樣，卡什莫爾到奧地利科學院讀數學博士，我學音樂。我從八九歲時便開始學彈鋼琴，到那裡後可以在名師弗羅·西曼的門下繼續深造。她曾教過我的母親，儘管那時她已經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奧地利被吞併，德國人湧進維也納，形勢變得嚴峻起來。父親說，戰爭肯定會來的。

“我還記得我們一家在克拉科夫度過的最後一年的日子，不敢相信這樣的日子即將結束。我和卡什莫爾在一起的時候非常幸福，我非常愛他。他是那樣的風度翩翩，英俊瀟灑，而且十分睿智。斯汀戈，你瞧，我只對那些聰明的人著迷。我不能肯定自己對卡茲克的愛是否超過了內森。我太愛內森了，愛得讓我心碎。也許我不該將愛拿來相互比較。我愛卡茲克，愛得很深、很深。一想到戰爭就要臨近，卡茲克就要上戰場，我就感到無法忍受。於是我們乾脆把這一切拋在腦後，什麼也不想。那一年，我們聽音樂會，讀很多很多的書，到劇院看演出，在街上散步。就在那時，我開始學俄語。卡茲克原來在俄國佔領區佈列斯…利托夫斯克長期居住，他的俄語說得和波蘭語一樣好。這一點不像我父親。他也長期生活在俄國統治之下，但他仇視他們，只在迫於無奈時才說那種語言。總之，我那時知道肯定會有一些變化，但以為那是很自然的事兒，比如從父母家搬出，如果需要的話安一個自己的家。但我想把這些留待戰後再說，因為我想戰爭不會很長，德國人很快就會被打敗，我和卡茲克很快就可以照原定計劃去維也納。

“我真是太傻了，斯汀戈，像我的叔叔斯坦尼斯羅一樣傻。他是我父親的兄弟，是波蘭騎兵部隊的上校。他是我最喜歡的叔叔，對生活充滿希望，一直很樂觀。他對波蘭始終有一種天真的自豪感，好像波蘭從沒長時間地被普魯士人、奧地利人、俄國人佔領過，和英國、德國或別的什麼國家沒什麼不同。他總是穿著那身漂亮花哨的騎士制服來拜訪我們，身上佩帶著馬刀，嘴上蓄著輕騎兵的那種小鬍子，高聲大論，還不停地大笑，說如果德國人敢來與波蘭打仗，他們得到的只會是教訓。父親委婉地與叔叔開玩笑，卡茲克卻直截了當、有理有據地和叔叔爭論起來，問他：……如果德國裝甲部隊開著坦克來波蘭，你們騎兵能抵擋嗎？……而叔叔總是說，最重要的是地形條件。波蘭騎兵知道怎樣利用熟悉的地形，而德國人肯定會在陌生的地形中失利。這就是波蘭軍隊對德國人的致勝秘訣。你也許知道那次對抗戰中發生了什麼——在不到三天的時間裡，波蘭騎兵一敗塗地！啊，這種充滿紳士風度的民族自豪感真是太蠢了！毫無意義！所有的人和馬！太慘了，斯汀戈！太慘了……

“德國軍隊進駐克拉科夫時，是在1935年的九月。我們都嚇壞了，對發生的一切充滿仇恨。但我們都保持著鎮定，儘可能地把事情朝最好的方面想。剛開始時還不算太糟，斯汀戈。我的意思是說，剛開始那陣子，我們覺得德國人對我們還不錯。他們並沒有像轟炸華沙那樣炸燬這座城市，所以我們覺得有些特別，有一種受到保護、躲過劫難的感覺。那些德國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