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今學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並無此舉，而京城、天津、上海、漢口數處不可不往。火車、火船往來甚便，亦不甚辛苦，不過往返數日，細思有利無弊”。 【採訪】孔祥毅　山西財經大學　教授 在清末，光緒末年的時候，清政府制定了一個《大清銀行條例》。這個銀行法的制定對山西票號來說，應當說影響比較大。 【採訪】王進　作家 《銀行通行則例》第十二條，明確將票號劃入了銀行的經營範疇，並且要求對票號進行驗資註冊，這對山西票號業的影響非常大，因為山西的票號業資本金非常得少。 【採訪】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學　教授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進行驗資，首先一個呢，它可能達不到所要求的資本，可能不會讓它進行營業，這是第一　。第二個呢，　如果驗資的實際情況傳出去以後，對他們的經營會引起不利的影響，尤其是有損聲譽。那我自己覺得銀行這樣做，國家清政府這樣做，也有不妥之處。因為什麼呢？說過去中國的金融是以山西為中心的，中國金融的一個特點呢，就是靠的不是雄厚的準備金，而靠的是長期積累的信譽。那麼你要把這個向現代部分準備金的銀行制度轉化，要有一個過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話呢，你把山西票號摧毀了，其結果就是中國的金融業陷入混亂。&nbsp&nbsp　。　想看書來

同　舟　忠　告（七）

【解說】 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德勝門外的一處山西會館內，山西票號北京分號的掌櫃們正聚在這裡，公議這項朝廷頒佈的新章程。一次決定山西票號興衰的會議，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 李宏齡作為山西滙業公會的領袖，既是這次會議的召集者，又是會議的實際主持人，那一年他六十一歲。 正是由於李宏齡多年的不懈努力，山西票號的絕大多數分號掌櫃們都開始贊同改組銀行的主張。朝廷頒佈的註冊制度，再次為票號改組銀行提供了機遇。所以原本商議如何應對朝廷新章程的會議，逐漸變成了研討合組銀行的會議。這次會議結束時，所有人一致同意合組一家三晉滙業銀行。幾天之後，山西票號遍佈全國的四百多家總號和分號，都先後接到了由北京寄來的絕密信件，“敬啟者，我晉向以善賈馳名中外，滙業一項尤為晉商特色。近十年來各業凋零，而晉人生計未盡絕者，獨賴滙業撐柱其間。晚輩焦灼萬分，彷徨無措，連日會商，自非結成團體，自辦銀行。不足資抵制，不足以保利權。” 【採訪】王兆祥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副研究員 在這封信中還提出了開辦銀行的具體章程。首先，每家出資五萬兩白銀，併發行股票向社會募集一部分資金，組成三五百萬兩的資本；其次，新成立的銀行為有限責任公司，設立董事局並聘請渠本翹為總經理；第三，新銀行不再實行票號的信譽貸款制度，而採取抵押貸款的方式。&nbsp&nbsp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同　舟　忠　告（八）

【解說】 山西商人合組銀行的想法，並不是自說自話、一廂情願。其實從1904年開始，就有許多不同行業的人不斷勸說山西商人，將信譽滿天下的票號改組為現代銀行。 1904年8月，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南洋官報》上連續兩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載了一篇《勸設山西銀行說帖》。在這篇說帖中，作者首先說，“銀行為各國財政之命脈。”接著又勸告，“晉省富商從速變計，早立一日之新基，則早闢數年之大業。”如果真能將票號組成銀行，“則晉民幸甚，天下幸甚。” 在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時間裡，山西票號遍佈全國二十多個城市的重要分號，紛紛給山西縣城中的總號寫信。這些信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票號改組銀行不僅是大勢所趨，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在漢口分號的信中，甚至採用了這樣的口氣，“現在風氣大開，銀行林立，各處設立甚多，首推漢口為最，我幫等隱受其害。洵有不堪列舉者矣。若不改弦易轍，將有不堪立足之勢。處此時局，非設立銀行不可。” 剛剛進入六月，平遙城中已經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與漸漸來臨的暑氣相比，西大街上的蔚泰厚票號的院裡，氣氛卻很冷清。大掌櫃毛鴻翰的屋門緊閉，這位當時在票號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經好幾天沒出門了。對於各地分號強烈要求合組銀行的意見，各家票號的總號都沒有做出反應。票號大掌櫃都在觀望，小票號在等大票號的動作，大票號都在等待毛鴻翰的態度。 【採訪】劉建生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院長 當時李宏齡等人看到了大勢所趨，要求改革是一種良好的願望和現象，也是一種趨勢。但是我們講，制度變遷、改革是要付成本的，也就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