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去留問題，趙院長斬釘截鐵地說：“如有必要，我去到區委、區人大或組織部門彙報，要除他，就先除我。”

爸特別交代：“上班的第一件事，應該主動找史副院長，給他賠禮，畢竟他是領導，有涵養才能提升形象，也能緩和兩位院長的關係。”

為起到宣傳效應，週一上班，我請我們的庭長和政治處主任陪我一起，來到史副院長辦公室。推開門，老遠我就將雙手伸過去，誠懇地說：“史副院長，我是來給您賠禮道歉的，都是我的錯，請您諒解。”

他笑著把手伸過來：“是我工作沒做好，我也有責任，歡迎你回到崗位。”語調平易近人。

讓坐後，敘會話，他拉開抽屜，把《法律職業資格證書》遞給我，又給我看一份任命檔案。

“根據《法官法》第　十一條規定，任命你為初級法官。從今天開始，你就是一名法官了，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大膽地履行法官職責！”他說得很真誠。

那是2003年的春天，在蕭颯的寒冬過後，新綠、溫煦如潮湧來的時候；在千姿百態的生命孕育而出，放飛夢想的時候，實現了我的夙願——法官夢。

……

時隔不久，庭長找我，指著桌上幾宗案卷說：“現在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辦案法官不足，大家都在超負荷工作，你年輕有為，要獨當一面，今天正式給你交辦案件。”

庭長分析過刑事案件的特點、上升趨勢、多發原因後，拿過一本案卷。

“像這種一般性的傷害案件，初期，在公安機關即可消化，完全沒必要，經檢察院批准逮捕公訴到法院，就因為被告人有背景，不願接受調解賠償，最後，轉化成刑事案件，這也是案件增多的原因之一。”

我接過案卷，隨意翻看起檢察院的起訴書。

某日晚上10點，被告人甲等兩人遇下夜班的女青年，對其撕拉硬扯，糾纏不休，女青年驚呼。乙等三人路過，上前呵斥制止，甲等兩人交手不敵逃跑。乙等三人將女青年護送回家。分手後，乙到附近找其住校的胞弟丙，被甲尾隨跟蹤，記下房間號。次日晚9點，甲糾集幾人來到學校，見丙，不分青紅皂白一頓猛打。保衛人員聞訊趕到，抓獲甲。捧場助威的其餘人員嚇跑。在派出所訊問時，甲才知認錯人，誤將體貌酷似的丙當乙。丙經住院診斷：頭皮鈍器創口累計長度達八厘米；一根肋骨骨折；伴有頭疼頭暈、昏迷嘔吐、意識障礙、近事遺忘等典型的腦震盪症狀，經省市兩級法醫鑑定為輕傷。被告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依法應追究刑事責任。

庭長繼續說：“甲是某實權部門主要領導的兒子，被刑事拘留五天後取保候審。受害人要求並不高，按有關規定賠償醫藥費及其他損失。甲承認犯罪事實，也認罪，可就是不願賠償，一口咬定丙的哥也打他不輕。兩碼事，非扯到一起，法盲到極點。家裡人到處託關係找人，心存僥倖，檢察院批捕要起訴到法院，才大亂方寸。”

我合上案卷，深有感觸地說：“同一事件不可能重演，但往往有驚人的相似。我的好同學何帆過去有位同學也曾被認錯遭無辜傷害，加害人有權有勢，別說追究刑事責任，連該賠的都不願賠，最後不了了之，這件事對何帆影響很大，成為他選擇法律專業的重要原因，遺憾的是壯志未酬身先死。”

“就是患腦癌，去年死去的那個何帆嗎？”

“是的。”

庭長沉默一會。

“這兩起案件確實很相似，這件就交給你辦，檢察院已建議適用簡易程式，由你獨任審判，辦好了，也是對你好同學的告慰。”

“真的？”我有點驚奇。

“這還會假！”

案件交接後，庭長一再交代，法官也是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但要記住一點，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法律、責任和良心是辦好案件的三大法寶。以後，就是包括他在內的其他領導帶人來，當著領導面，表面上客氣些，但決不能偏離公正二字。

接案不久，受害人親屬反映並有多人證明，甲在取保候審期間，常帶人挾兇器在受害人家附近轉悠，很猖狂。核實後，我認為，取保候審已不足以防止社會危險性發生，決定立即依法逮捕，報請院長批准後，將逮捕決定書送交給了公安機關執行。

被告人父親走上層關係，多次和市、區兩級有關領導到我院見趙院長、我們庭長和我本人，反映對案件的看法：“受害人家裡很窮，上學借不少錢，靠胞兄打工供養學費和生活，在賠償上不讓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