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起了衝擊，他的這一回答，無異於拿起現實主義的武器，走向了戰鬥的前沿。

以後，他不止一次地嘲笑了文壇上的這類庸俗氣息。

他舉過一個例子：抗戰期間，有一篇作品寫有人想給某女孩子介紹一個八路軍Zuo愛人，問：“你願意嗎？”女孩子說：“我不願意。”評論家看到這句話，就說這女孩子很“落後”，而且責及作者，說這句話會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觀”有問題。對此，孫犁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回敬說：其實，那個女孩子心裡是很愛八路軍的。按照這位評論家的方式，這個女孩子一聽到有人給她介紹物件，就應該高興得跳起來，說：“好極了！謝謝你！快帶我去找他吧！”這樣，評論家就可以鑑定她很進步，形象高大，作品有進步意義。但是在生活裡並不是這樣。在生活裡，一個人的說話、口氣，因為當時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處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樣的變化的。如果連這一點都不懂，我們還從事什麼文學工作？如果連這一句話也看不明白，我們還“觀”的什麼“世界”。①對於文學作品（實際上也是對於社會現象或社會生活）的某些簡單化、庸俗化的觀點，甚至也影響到青少年學生。50年代初期，他和山東省安樂鎮師範學校幾個愛好文學的學生有過一次通訊，討論《荷花澱》這篇小說。這幾個學生致信孫犁，在讚揚了幾句這篇小說之後，用主要的篇幅提出了批評：一、從小說中摘出“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這句話，說作者“有點嘲笑女人的味道”。還就小說裡的一句話“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愉快”詰問道：“‘女人們’為啥‘尤其’是這樣呢？莫非是她們的腦子比男人簡單嗎？”二、指責作者“拿女人來襯托男子的英雄，將女人作為小說中的犧牲品。”作者形容水生等“正在聚精會神瞄著敵人射擊，半眼也沒有看她們”，來信問：“這是否暗示著水生這些英雄看不起這群落後女人呢？否則為啥不說是‘沒有顧得看她們’呢？”自然，來信對“不是她們是誰，一群落後分子”這句話更不滿意，認為是“嘲笑、咒罵”。三、說作者“不是鄭重地反映婦女們的事蹟。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對女人們好像有些正確的積極的描寫：‘……她們學會了射擊……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但我們覺得還不夠。因為這不是鄭重地反映女人們先進的一面，而是作者為了掩飾自己的輕視婦女的觀點，不得不這樣。”如此等等。

訊號透過《文藝報》轉給孫犁的。那是1952年，禁忌畢竟沒有後來那樣多，一向襟懷坦誠的孫犁，還能比較暢所欲言地和這些青少年們交換一下意見。他告訴同學們：不能脫離上下文和故事發展的整個情節，單單摘出一兩句話來（如“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一群落後分子”等等），就斷定作者“嘲笑”或“看不起”女人，更不能看成是作者對作品中的人物做的鑑定。“我們看作品，不能僅僅從字面上看，還要體味一下當時的情調，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只和概念理論對證，還要和生活對證，就是查一查‘生活’這本大辭書，看究竟是不是真實，如果不是這樣，許多事情都是無法理解的。”孫犁當時是三十九歲，這些學生們一般不過十幾歲，但他把他們完全看成了平等對話的夥伴，他非常直率地和他們討論了一個方法問題：“《荷花澱》只是一篇短短的故事……我本來可以不談它。今天我所以詳細地和你們討論，是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同學在讀書的時候，常常採取了一種片面的態度。一篇作品到手，假如是一篇大體上還好的作品，不是首先想從它那裡學習一點什麼，或是思想生活方面的，或是語言文字方面的，而是要想從它身上找出什麼缺點。缺點是要指明的，但是，如果我們為了讀書寫字，買來一張桌子，不先坐下來讀書寫字，而是到處找它的缺點，找到它的一點疤痕，就一腳把它踢翻，劈柴燒火，這對我們的學習並沒有幫助。在生活裡或者不致如此，對於作品，卻常常是這樣的。在談作品中的問題的時候，往往不從整個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出發，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幾句話，把它們孤立起來，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終於得出了十分嚴重的結論。這種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我覺得是很不妥當的。我們對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對，常常是因為我們對作品所反映的當時當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識的緣故。但願你們不要根據這個說我反對批評。”①信是答覆幾個師範學校的學生的，但是隻要分析一下來信和覆信的內容就能明白：當時的讀書界和評論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水平，並沒有超過這些學生。果然，事情不幸為孫犁言中，《文藝報》原為活躍一下學術空氣而登的孫犁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