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並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裡。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託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裡的時候是出版後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開啟看時，裡面是《猓猓人的創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閒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於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麼？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於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長，關於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現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裡面“嚴辦！嚴辦！”〔8〕這才庶幾免於罪戾。至於什麼“諷刺”，“幽默”，“反語”，“閒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於是討厭，於是生氣，於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瞭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麼惡意的。後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訊（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9〕，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麼，要他老是裁那並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於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後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當的路：扣留。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燬。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彷彿內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遊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於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現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有恢復香爐燭臺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於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闆〔10〕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闆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裡，我卻發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菸卷——綵鳳牌——了。

言歸正傳。刊物的暫時要碰釘子，也不但遇到檢查員，我恐怕便是讀書的青年，也還是一樣。先已說過，革命地方的文字，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這才是“革命文學”。我曾經看見一種期刊上登載一篇文章，後有作者的附白，說這一篇沒有談及革命，對不起讀者，對不起對不起。

〔11〕但自從“清黨”以後，這“直截痛快”以外，卻又增添了一種神經過敏。“命”自然還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於過激，過激便近於共產黨，變了“反革命”了。所以現在的“革命文學”，是在頑固這一種反革命和共產黨這一種反革命之間。

於是又發生了問題，便是“革命文學”站在這兩種危險物之間，如何保持她的純正——正宗。這勢必至於必須防止近於赤化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