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的租界，或者是蔣介石的政敵控制的省份，如張學良的湖北省或陳濟棠的

廣東省，以求相對地安全。所以，南京的　１０　年時期，中國不乏智力的和政治

的活力。然而，在南京控制的華中地區，對蔣介石政策的反對卻是沉默的。

任何組織和群體，若要對該政權的權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

被該政權強加控制，使之無害。

然而，正如陰陽之間的關係一樣，南京政權獨裁主義的性質，也由它本

質上的虛弱予以平衡。派系活動和貪汙腐化，腐蝕了國民黨運動早期的革命

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風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積極性。所以，甚至這個政權本

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實現孫逸仙綱領目標的動力、獻身精神和效率。但是，南

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

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援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

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

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眾擁護，在　２０　世紀，民眾擁護才

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於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

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確實，這種自我適應引起了許多——

也許大多數——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①

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

致。例如，由於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溫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

① 《北華捷報》， 1930　年　5　月　20　日，第　297　頁。

② 劉振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週報》，第　10　卷第　24　期（1933　年　6　月　19 日），第　2　頁。

① 例如，見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19—123　頁；小巴林頓？ 穆爾：《獨裁和民主的

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第 187—201　頁。

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復了共產黨人曾

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後，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

土地歸還原地主。這種政策有時格外難以實施，因為共產黨人在一些地區掌

握土地已達六年以上，界標和地契在許多情況下早已被毀。

南京政權也與國內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係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稅徵收

權交給各省之後，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稅收或國營企業支援財政的辦

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　１／５　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所以，

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而銀行則從這種關係中獲得

巨大的利益，特別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於面值價——往往僅為面值的　６０％至

７５％——把公債出售給他們。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　１２％到　２５％的年

利潤。②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的確，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

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產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但是，它們的

利益有時也相互衝突。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當南京政權採取恐嚇、敲詐和綁架的

手段為北伐最後階段籌款時，資本家第一次知道了這一實情。１９３５　年，政府

又剝奪銀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僅僅憑藉發行新政府債券，迫使私有的

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受這些債券充當資本，孔祥熙一舉使政府成為兩家銀

行的大股東。採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幾家規模較小的私人金融

機構；截至　１９３７　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的近　７０％。①這些金

融策略，有效地結束了銀行家作為政治壓力集團所起的作用，並且確定無疑

地表明，是南京政權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