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過戰了。好不堂哉皇哉。

本來在房裡面有喜色，預設不辭，倒也有些闊氣的。但因為我近來被人隨手抑揚，忽而“權威”，忽而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4〕；忽而又改為“青年指導者”〔5〕；甲說是“青年叛徒的領袖”罷，乙又來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動不動，故我依然，姓名卻已經經歷了幾回升沉冷暖。人們隨意說說，將我當作一種材料，倒也罷了，最可怕的是廣告底恭維和廣告底嘲罵。簡直是膏藥攤上掛著的死蛇皮一般。所以這回雖然蒙現代派追封，但對於這“首領”的榮名，還只得再來公開辭退。不過也不見得回回如此，因為我沒有這許多閒工夫。

背後插著“義旗”的“主將”出馬，對手當然以闊一點的為是。我們在什麼演義上時常看見：“來將通名！我的寶刀不斬無名之將！”主將要來“交戰”而將我升為“首領”，大概也是“不得已也”的。但我並不然，沒有這些大架子，無論吧兒狗，無論臭茅廁，都會唾過幾口吐沫去，不必定要脊樑上插著五張尖角旗（義旗？）的“主將”出臺，才動我的“刀筆”。假如有誰看見我攻擊茅廁的文字，便以為也是我的勁敵，自恨於它的氣味還未明瞭，再要去嗅一嗅，那是我不負責任的。恐怕有人以這廣告為例，所以附帶宣告，以免拖累。

至於西瀅先生的“文筆”，“思想”，“文藝批評界的權威”，那當然必須“欣賞”，“研究”而且“認識”的。只可惜要“欣賞”……這些，現在還只有一本《閒話》。但我以為咱們的“主將”的一切“文藝”中，最好的倒是登在《晨報副刊》上的，給志摩先生的大半痛罵魯迅的那一封信。那是發熱的時候所寫〔7〕，所以已經脫掉了紳士的黑洋服，真相躍如了。而且和《閒話》比較起來，簡直是兩樣態度，證明著兩者之中，有一種是虛偽。這也是要“研究”……西瀅先生的“文筆”等等的好東西。

然而雖然是這一封信之中，也還須分別觀之。例如：“志摩，……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8〕之類。

據我看來，其實並無這樣的“目的地”，倘有，卻不怎麼“遙遙茫茫”。這是因為熱度還不很高的緣故，倘使發到九十度左右，我想，那便可望連這些“遙遙茫茫”都一掃而光，近於純粹了。

九月九日，廣州。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語絲》週刊第一五三期。

〔2〕華蓋罩命　即“交華蓋運”，參看《華蓋集·題記》。

〔3〕指凌叔華。

〔4〕“權威”　《民報》廣告中稱作者的話。“不準做‘權威’，只准做‘前驅’”，是針對高長虹的話而說的。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中曾說：“要權威者何用？

為魯迅計，則擁此空名，無裨實際“；而在”狂飆社廣告“（見一九二六年八月《新女性》月刊第一卷第八號）中又說他們曾經”與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合辦《莽原》。“

〔5〕“青年指導者”　參看本卷第245頁注〔3〕。

〔6〕“青年叛徒的領袖”　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週刊第二十期載有黴江致作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領導者”的話。陳西瀅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的《致志摩》中譏諷作者說：“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嗎？”“這才是中國‘青年叛徒的領袖’，中國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

〔7〕陳西瀅關於“發熱”的話。

〔8〕陳西瀅在《致志摩》中曾說：“志摩，……我常常覺得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狹窄險阻的小路，左面是一個廣漠無際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廣漠無際的浮砂，前面是遙遙茫茫蔭在薄霧的裡面的目的地。”

談“激烈”〔1〕

帶了書籍雜誌過“香江”，有被視為“危險文字”而嘗“鐵窗斧鉞風味”之險，我在《略談香港》裡已經說過了。但因為不知道怎樣的是“危險文字”，所以時常耿耿於心。為什麼呢？倒也並非如上海保安會所言，怕“中國元氣太損”〔2〕，乃是自私自利，怕自己也許要經過香港，須得留神些。

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別容易死掉的年頭。“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裡以為平常的，那邊就算過激，滾油煎指頭。

今天正是正當的，明天就變犯罪，藤條打屁股。倘是年青人，初從鄉間來，一定要被煎得莫明其妙，以為現在是時行這樣的制度了罷。至於我呢，前年已經四十五歲了〔3〕，而且早已“身心交病”，似乎無須這麼寶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