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寫過的一些小說、散文，重新編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報，沒有的寫新篇，統一內容，串連故事，居然弄出一個用一本舊公文簿剪貼、抄錄而成的電影指令碼。

過了很長時間，導演來信說：指令碼先送茅盾審閱，同意了，後又送另一位負責人審閱，否定了，現將指令碼奉還云云。這位導演把後者的批示抄錄在指令碼封皮之後，封面上是茅盾的親筆題字：“閱，意見在另紙。茅盾。”可惜孫犁沒有看到這張紙。另一位負責人的批示大意為：這些故事，想象的成分多，還是以拍別一部小說為好。孫犁說：“別一部小說”，也是寫白洋淀的，當時頗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實錄部分固然不少，卻發見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頭換面，採錄在內。這是有書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絕不是出於我的“想象”。當然，我那個指令碼只是一次嘗試，寫得也確實很不像樣子。一部作品，根據審定程式，誰肯定，誰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並無恩怨可言。我把指令碼新寫部分摘出來，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就是《採蒲臺》，此指令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發還後，我清理舊稿時，用它生了火。從此打掉了我的興頭，以後，對寫電影指令碼的事，我一直持極其冷漠的態度，並勸別人也不要輕易搞這個。①關於他要寫電影指令碼的願望，就這樣化做了泡影。但事情並不就此完結，他的小說，如《荷花澱》、《風雲初記》等等，後來終於被人搬上了銀幕。不過，他那時再也提不起興趣來了。當有人提出改編，他便說：“你改編吧，願意怎樣改，就怎樣改去吧。不要和我談，也不要和我商量。因為我身體不好，不願意摻夥這些事。”當有的改編者說：“我們很喜歡你的小說的風格，我們一定保證你的風格，在這部片子裡，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體現。”他便說：“那太好了，你們去弄吧。”

他心裡明白，小說是語言的藝術，電影是藉助科技成果而展現的綜合藝術，風格云云，因人、因事而異，還是不要過早地下結論吧。

他看過《靜靜的頓河》這部電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裡相戀，畫面裡出現的向日葵，僅寥寥數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長的，像是插上去、做佈景的。他記得蕭洛霍夫描寫的向日葵，場面是那樣宏大而充滿生機，相比之下，電影裡的男女主人公戀愛得再熱烈，也令人覺得寡味了。在他看來，在這裡就已經損失了原作的風格。

他也記得看電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賽馬一場戲，渥倫斯基掉下馬來這一事件，是由看臺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現的，表現得恰如其分。只這一個細節，就使影片再現了托爾斯泰長於心理描寫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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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孫犁認為：“電影能否再現小說的原有風格，並不是一句話就能做到的。編劇、導演、演員的藝術修養，趣味，都要與原作取得協調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①

這樣，雖然他在電影這個領域裡的嘗試遭受到了挫折，他對這門藝術的瞭解和修養，還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如上所說，從進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難、誤解和挫折中前進的，但他終於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峰。他說過，從事寫作正如爬山，要有“處下不卑，登高不暈”的氣概②。他就是這樣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孫犁正緊張地寫他的《鐵木前傳》，已經寫到第十九節了（現在讀者看到的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節）。這天午睡起來，他忽然感到一陣眩暈，接著摔倒下去，左面頰跌在書櫥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長一道口子，血流不止。報社同人把他送到醫院，縫了五針就回來了。

從這時起，長期勞累的身體終於暴發為一場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關於他的身體狀況，我們前面做過一些介紹。他自己這樣說過：“我身體素質不好，上中學時，就害過嚴重的失眠症，面黃肌瘦，同學們為我擔心。後來在山裡，因為長期吃不飽飯，又犯了一次，中午一個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樹下去靜靜地躺著。”“但我對於這種病，一點知識也沒有，也沒有認真醫治過。”①在標明為“芸齋小說”的《無花果》②裡，說得比較具體——他說明過，這些小說其實是紀實，今一併引述如次，作為參考：“大體說，這是一種心病，由長期精神壓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對自己不喜歡的，嫉惡如仇；對自己喜歡的，愛美若狂。這種情緒，與日俱增，衝動起來，眼前一片漆黑，事後又多悔恨……”這就難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臟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裡，說詩人患有心臟病，這就是致命傷。患心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