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作對，才是有廉有恥嗎？”氣出盡了，這才將歐陽修的原信，呈給了皇上。

皇上與高司諫同仇敵愾，歐陽修被貶到長江邊上的夷陵小縣去做縣令了。

四個當官的倒了黴，有人卻因此發了一筆小財。

原來，有個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也很不服氣這件事。他磨墨掭筆，寫了一首古風，專指這件事，專說這幾個人，題目就叫《四賢一不肖》。四賢即指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那不肖的自然是高若訥了。褒貶雖然不一，筆墨倒也平均：每人都是一段，韻腳各異，自有起訖，絕不厚此薄彼。最後表白心跡：“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風人詩。”明白說明，就是要讓朝廷知道。朝廷還不知道呢，詩倒先傳入民間了，人們爭相傳閱。一個頭腦靈光的商人看準商機，當即雕刻印刷，公開銷售，賣得那叫快！

這麼個來法，當然不會沒人算賬。泗州有個通判上了一本，請求追究蔡襄輕薄朝廷、洩漏朝廷秘密的罪責。而左司諫韓琦，也上了一本，倒打一耙，彈劾這個通判越職言事，希恩討賞，應該重罰。警戒朋黨的朝榜，確有一條禁止越職言事，韓琦算是歪打正著。兩方面既各有把柄，只好扯平，通判沒受驚動，蔡襄也躲過了一劫。

大宋遺事　第四回（3）

事情雖鬧得沸沸揚揚，仁宗皇帝卻理直氣壯，他有自己的解釋：“貶范仲淹，哪裡是因為他敢言直諫！朕沒接位時，他曾上密書請立皇太弟，這樣處理，已經很寬厚了！大臣們不知就裡，不少人上書為他說話，這不是亂彈琴嗎？應當立即下詔，嚴加申斥。”

太宗有九個兒子，真宗是老三，除了八大王元儼，其餘都於真宗在位期間先後亡故了。仁宗所說的皇太弟，該就是元儼？元儼當年確實最得太宗的寵愛，到二十歲還不讓他出宮，人都稱他“二十八太保”，可到仁宗接位、太后垂簾，他也早韜光養晦，裝瘋賣傻，成了死老虎了。儘管如此，這接位大事，躲還來不及呢，誰敢摻和！何況又三番五次一再申斥，誰沒事找事去！仁宗的這一招，也能算是釜底抽薪，范仲淹的事終於再沒人提了。至於仲淹究竟有沒有上密書請立“二十八太保”，當然更沒有人問津了。

諸事平靜之後，仁宗開始集中精力，抓他心目中最大的一件事了。

什麼大事？音樂改革。本來，王者致治，有四達之道，禮為第一，樂為第二。音樂能和民心而化天下，與世道人心關係尤為密切。音樂不行，要想天下大治，根本是緣木求魚。不抓音樂改革，豈不是大大的失策？

這也是有傳統的。

五代十國禮崩樂壞，是太祖制禮定樂，使禮樂初具規模。太宗改七絃琴為九絃琴、四弦阮為五絃阮，也都說出了道道：琴由七絃增為九弦，是因為九弦分別代表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奏克諧而不亂，一切就會井然有序，國家自然就能走向大治。阮由四弦改為五絃，則是因為五絃各自代表水、火、金、木、土，五絃和暢，則預示五材並用而不悖；五材並用不悖，凡事也就順暢無阻了。真宗雖忙於分封，也沒敢懈怠音樂，至少還整頓了太樂、鼓吹兩署，淘汰了五十多個濫竽充數的樂工。仁宗再心無大志，也不能忘了祖宗的傳統而一無所為呵！何況，他根本就不滿太祖粗定的規模，而極想有所更張呢！

他還真找到了一個知音，就是集賢校理李照。李照告訴仁宗：“太祖定樂，用的是王樸的主意。王樸繼五代禮崩樂壞之後，根本就不懂古樂；他又膽大妄為，自作主張。他定的音樂，比古代音樂高五律，比教坊音樂也高出二律，根本就不能用。關鍵是他用的律尺不準。皇上要想音樂歸正，請允許微臣重新制定律尺標準，然後再根據新標準重新鑄造樂器。只有這樣，才能徹底糾正錯誤，完全恢復古代的音樂面貌。”

仁宗覺得李照說得在理，再找幾個都說是行家的人一問，又沒說不對，他就拍板了：要李照組建班子，儘快徹底改造音樂。

李照也確實能幹，不久就拿出了新的律尺標準。申報批覆之後，就直接交給內侍監督鑄銅鐘去了。

可鑄鐘的工人，卻在裡面搗了鬼。

李照不是要降低音高嗎？鑄的樣鍾一出來，聲音太低，沒法兒跟唱。太常寺的歌手，愁得睡不著覺：跟不上鐘磬，唱不出聲音，不但砸飯碗，弄不好還要丟掉小命，他們能不擔心嗎！

他們悄悄找到鑄工，送上湊來的份子錢，好歹央求他們：“千萬請各位爺們想點辦法，將聲音略略提高點兒。要不，根本就沒法兒唱出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