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物均輸奸商怨言

感慨儘管感慨，事情還得辦。早先上報的《乞制置三司條制》皇上已經批准了，安石與中書還得籌劃安排。不久，它就作為均輸新法，正式頒佈實施了。其內容，主要是：委託江、淮、兩浙、荊湖六路發運使薛向，總領六路發運與均輸平準事宜；允許薛向自行設定選配所屬官吏，報朝廷備案；朝廷從內藏庫撥款五百萬貫、上供米三百萬擔，作為營運資本，由薛向全權支配，在轄區內根據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因地制宜，買賣所有稅斂上供物品；凡相關物資的需要、儲備、應用等相關情況，朝廷都要及時、詳細地通報薛向，以便他掌握、正確決策，等等。因為安石交代在先，師正已經預先作了些準備。一接到正式敕令，他就大張旗鼓地幹起來了。

師正先是配齊了所屬官吏，主要也就是幾個貼身主管，諸如劉忱、衛琪、張穆之等五六個要員。他很精明，知道選好他們，扇面就可漸次展開，一路賢能到底了。他們大抵都是原來的隨員，或是由他人推薦的幹才。

配好屬員，第一件事自然是抓運輸。他的主職不是發運使嗎？所謂發運，關鍵當然是運輸。就是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同樣離不開搬運哪。運輸，是他的頭等大事。可正是這件事，先就叫他傷透了腦筋！

古代，運輸不外水、陸兩種。陸地不過車拖人挑，豆腐盤出肉價錢不說，還費時費力；長途更不堪設想。唯有水運，一船成千上萬地裝，又經濟，又便捷。說到水運制度的建設，還是得歸功於唐代那個叫安石佩服的劉晏。唐代都城不是長安嗎？那裡需要的一切，幾乎都得仰仗水運。劉晏準古酌今，定了兩項制度：一是分段儲運，二是船隊編綱。江南的物資運到長安，要經過長江、汴河、黃河、渭河，劉晏在各段河口都修了倉庫，江南的船隻到揚州為止，卸貨入倉，改由汴河的船裝運；照此辦理，汴河的船隻到黃河南岸的河陰，黃河的船隻到渭河口，最後，由渭河的船直接運到京城太倉。簡而言之，這叫做江不入汴，汴不入黃，黃不入渭。這樣做的最大好處，是方便運輸，不至因路途太長與水情不熟而導致事故，等等。編綱呢，就是將運輸船隻編成序列，十條船為一綱，每綱配三百兵丁管各種事務，另有五十名水手。船隻有序，可以互相照應，互相監督，運輸不但安全，也很難坑蒙拐騙。

大宋立國，因為強本弱枝，京都大量駐軍，這漕糧物資的供應任務，比大唐更繁重了。經過初期的混亂之後，水運也漸漸上了正軌，也像其他制度一樣，承襲了大唐，差不多完全照搬了劉晏的辦法。大宋水運有四條路：黃河，汴河，惠民河，廣濟河。其中唯有汴河一道，通江淮六路物資，最為重要。光漕糧每年就有六百萬擔之多，是其他各路的幾倍，乃至十幾倍。那三路通通加起來，都還不到它的一半。汴河這一路，仍以揚州為轉運中心，真州、楚州、泗州都建有專門的轉運倉庫；六路物資，先由本路的船運到這幾處儲存，再由汴河的船直接運往京城。這也有個名字，叫做江不入汴，汴不入江。船隊也是分綱的，每綱的兵卒水手也有定額。江船屬於所在路州，由本路轉運使管轄；汴船由京城排岸司管理；六路發運使，統管一切。各路的綱船將漕糧物資等運到轉運倉庫，再由那裡帶些回頭貨，主要是鹽，返回州里。一卸完貨，綱船上的兵卒水手以及押運吏官等，就可以交差回家了。汴船則往返於各轉運倉庫與京城之間，一年總在四趟左右。冬天水枯行不了船，兵卒全都放假回家，來年春天再重新集合。汴船因為不行江，也免了兵卒們的風波之險。畢竟不是江邊上長大的，這一免對於他們，不啻就是放生了！無論汴船江船，要是押運官員或主綱官吏心眼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順便捎些緊俏短缺商品，或收運費，或自己買賣，就能或多或少撈些外快，大家各得應分的一點好處。朝廷本來未必知道；就是知道，只要不耽誤正事，也多半會裝傻，不去管它。於公於私，這不都挺好嗎？

無奈好景不長。時間一久，就弊端叢生了。先是發運使專權發橫，打破了汴不入江、江不入汴的界限，混走一氣，全憑他的高興。不僅汴船要入江，江船要入汴，有時，竟不知道被派到什麼地方去了！所有的船既歸他一人統一排程，船多人多，能管得過來嗎？一旦管不過來，或自己原本就想將水攪混，猛撈油水，貪贓枉法的事可就層出不窮了！明明是官家的綱船，卻跑起了私人買賣；剛下水不久的新船，愣是報了沉墜損毀；整船整船的漕米，叫人私下卸了，上報卻是舟毀人亡或遭到打劫，或者索性自己將船鑿沉；好好的一包米，竟能摻進一半沙石，或者乾脆整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