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性質”。他宣稱，從波羅的海到黑海，沒有任何問題不能夠被雙方滿意地予以解決。當阿斯塔霍夫詢問帝國部長的具體所指的時候，裡賓特洛甫表示願意就重要問題進行談判，如果蘇聯政府也願意這樣做的話。帝國部長在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通報與阿斯塔霍夫談話內容的電報中，有一點異乎尋常的補充：向蘇聯代辦透露了德國“與蘇聯就波蘭命運達成協議”的意願。  
夜半敲門聲：“殺死猶太鬼”！（1）
我母親領到一週的食品包括：半個黑麵包，兩條魚和四個土豆。 父親巧妙喝退了專門襲擊猶太人的劫匪。 我們一家人離開飢餓的彼得格勒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國內當時內戰非常激烈。曾幾何時，美麗的北方巴里米拉（俄國詩歌中指稱彼得堡）變成了陰森、冰冷而暗淡的一堆石頭，前沙俄帝國首都的居民們躲在屋子裡，苟且偷生。蘇聯政府遷到莫斯科去了，而涅瓦河上這座“高傲的城市”卻成了外省，一直到現在。媽媽拉著我的手。我裹在圍巾裡，努力加快腳步。涅瓦大街上，風颳起了爛報紙，廣告和瓜子皮。迎面走來一隊水兵，肩上的步槍上著刺刀…… 在爸爸的工廠裡，媽媽領到了一週的食品：半個黑麵包，兩條魚和四個土豆。她急著要趕回家，父親患傷寒正躺在家裡。平常總是強壯精力充沛的父親，現在是那樣的無助…… 父親，尤其年輕的時候，總是遠離政治。不過他還是歡迎二月革命的，所以，進城的時候，他總是在西裝上衣的翻領上彆著一枚紅色胸花。他認為，俄國從專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之後，將為工業發展提供廣闊的前景，而他也可以參加這個過程。但是，十月革命之後出現的混亂，自相殘殺的內戰，父親將這些看作個人的災難。他出身於外省中學教師的貧苦家庭，早年父母雙亡，靠自己的努力成家立業。他中學畢業時獲得了金質獎章，從切爾尼戈夫來到彼得堡，以同樣優異的成績畢業於一所技校，最後畢業於彼得堡工業學院。作為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他的名字被用金字刻在大理石牌上。但是，他上學的時候非常窮。他多次講過，他經常跟其他窮苦家庭的大學生一起到一家餐館裡，那裡桌子上總是放著一壺水，和切成大塊的麵包，都不要錢。在那裡，他們可以拿一份新報紙，什麼菜也不點，做出一副正在讀報的樣子，然後悄悄的就著水把麵包吃完。為了維持學業，父親還作過家教。大學畢業之後，他馬上就得到了普梯洛夫造船廠高階工程師的職位，工資很高。他娶了城裡有名望，但已經敗落的一家人的女兒。當時覺得，生活似乎將是富足幸福的……可是，突然之間，這一切都破滅了。一個孤兒付出的巨大努力，忍受的苦難全都白費了…… 外祖母變賣了家傳的珠寶，從投機商人那裡弄到吃的東西。這可以使生病的父親營養好一些，我們其他人也要想辦法支撐下去。房子裡已經不供暖氣了，所以我們大家擠在一間屋子裡。沒有劈柴燒壁爐，但一個鐵皮的小爐子救了我們。它有四個長長的支腳，放在客廳屋子中間的一塊鐵板上。像排水管一樣的管子貼著天花板，彎彎曲曲地通到窗戶的透氣口。我們已經燒光了一打椅子，還有外公的寫字檯。現在輪到廚房裡的櫥櫃了。有些精明的商人生產這種小鐵爐子。原來富人區的住家戶現在就靠這種爐子，因為中央供熱系統早就失效了。它很快就能燒得通紅，茶壺裡的水幾分鐘就燒開了。但是，小鐵爐子涼得也很快。夜裡，室內溫度在零度以下。 1941－1942年間，當時莫斯科也沒有供熱，這種小鐵爐子再次出現。1942年，我的大兒子謝爾蓋出生之後，在彼得羅夫街分給我們那套房子裡，這鐵爐子也救了急。 父親在慢慢地康復，他開始能上街了。沒有燃料，沒有金屬材料，也沒有訂單，他工作的普梯洛夫船廠早已經關閉了，大部分工人被動員上了戰場。城裡的生活越來越艱難了。父親有一個姐姐叫柳芭，她住在烏克蘭，在離父親老家切爾尼戈夫大約一百多里地的一家鄉村醫院裡作助產士。 “要不，到那兒去？”父親提議說，“那這地方一直都是富裕，好客……”“你們在那兒靠什麼生活呢？”外婆表示懷疑。“我隨便找一個工作，無論如何，那裡比這邊好活一些。您看看，您的外孫多麼瘦。在這裡他堅持不了多長時間的。他現在需要牛奶，蔬菜和水果。這些東西在烏克蘭多的是……”聽著他們說話，我想象自己躺在一個小棺材裡。最近幾個星期，這種事情我見多了。就像後來四十年代的圍城時期一樣，悲痛的人拖著小棺材走在彼得格勒冰封的人行道上。我躺在小棺材裡一動不動，而他們三個人，彎下腰，撒下了眼淚。於是我開始嚎啕大哭。“你這是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