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自我心理學，十分強調無意識。然而，與拉康相反，馬爾庫塞認為，無意識的恢復為激進的社會批評提供了有力的中介；對馬爾庫塞來說，這是因為自我心理學接受現實的世界。透過轉向弗洛伊德意義上的各種本能，我們可以揭示社會壓抑的各種機制，也可以賦予現代性的解放前景以內容。

馬爾庫塞對解放的可能性的判斷是由幾個重要的概念步驟組成的，如把壓抑分成基本的和剩餘的壓抑，並給現實原則加上行為原則。換言之，有些壓抑形式產生於現代制度的“內在禁慾”，一旦超越了這些制度，這些壓抑就煙消雲散了。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說，這些壓抑“按要求是多餘的”。行為原則是在面對特殊社會秩序的（非永久性）歷史現實而非心理現實時暗示的一種原則。比如，馬爾庫塞描寫為“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就是一種社會形態，那裡存在著剩餘的壓抑。然而，他迄今一直注重勞動語境中的剩餘壓抑。

對馬爾庫塞來說，解放與首要的快感相關，他把快感與享樂主義嚴格區別開來。現代工作紀律只有在身體被解除性慾時才是可能的。如果允許裡比多從剩餘壓抑中逃脫出來，它就會威脅或完全破壞那個工作紀律。馬爾庫塞在一部早期著作中證明，享樂主義“體現了關於社會的一個正確判斷”。對肉慾的追求恰好擊中剩餘壓抑的核心，因此固有一種批判稜角。而享樂主義卻是無政府的，只有與真理相關時才具解放性質。在這個意義上，真理與福柯所說的性的“真實”大相徑庭：它是與幸福和審美欣賞準則相一致的快感。在幸福的問題上，馬爾庫塞與柏拉圖是一致的，幸福是“服從真理標準”的快感。赫伯特·馬爾庫塞：“論享樂主義”，載《否定》，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68。

馬爾庫塞指出，在《文明及其不滿》的一段有趣的文字中，弗洛伊德把文明的壓抑性，不是與各種本能本身的昇華聯絡起來，而是與性關係的排外性聯絡起來。弗洛伊德說，“xing愛是兩個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第三個人只能是多餘的或令人不安的。”轉引自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48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一對兒戀人不會對任何其他人感興趣；文明不能容忍這樣，因為文明依賴於更大的團體間的關係。在此，弗洛伊德彷彿再造了傳統上對xing愛激情的抵制。然而，如馬爾庫塞所正確地看到的，xing愛可在雙重意義上具有解放力：當視對方為平等之人而尊重時，愛便打破了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的框架，但也在肯定的意義上與更廣大的社會公民相容。“自由xing愛”不僅與“永久的文明的社會關係”相一致，而且本身就是這種關係的條件。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49頁；愛倫·拉尼出版社，倫敦，1970。

馬爾庫塞常常用弗洛伊德反駁弗洛伊德，以表明弗洛伊德對現代性的心理需要的闡釋既是革命的又是保守的。於是我們看到，弗洛伊德認為原始自戀在現代文明中的殘存不僅是神經官能症，而且是一種“可選擇的現實”。尤其是，儘管不完全是在與性的關係上，自戀可以產生“與宇宙合一”的博大感覺。自戀主義通常被解作透過從更大的世界中隱退而對其進行的防禦性適應（這裡，我們還可以說，不僅弗洛伊德，而且像克里斯托佛·拉什和福柯等當代文化批評家都是這樣解釋自戀的，如福柯描寫的“自我的加利福利亞海灣”），這揭示了一種超越潛能。自戀“可能成為客觀世界新的裡比多發洩的來源和儲存庫——把這個世界改造成一個新的存在模式”。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第138頁。

馬爾庫塞對生殖器性慾的性質的評價截然不同於賴希的評價。馬爾庫塞說，弗洛伊德提出，兒童的性興奮採取普遍化了的身體性亢奮的形式，後來集中在生殖器上，這是性心理發育的正常過程。（實際上，如在第7章所指出的，弗洛伊德認為集中的生殖器xing愛是男孩子的特點；女孩子則不得不以比較分散的xing愛形式“應付一下”。）在馬爾庫塞看來，弗洛伊德沒有看到，向生殖器xing愛的趨進是對現代社會秩序強加的各種快感可能性的一種限制。“生殖器暴戾”產生於這樣一個事實，即身體需要參與工業勞動的部位都被剝奪了裡比多。恢復身體的性功能，恢復與審美欣賞相關的xing愛的原始意義，是未來革命變化的必要組成部分。馬爾庫塞並不完全贊成可塑性性徵，而把“性變態”，包括同性戀，視為對生殖器性暴戾的行為批判。這些行為批判標誌著對性行為破壞生育予以抵制的場所。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慾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