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老師叫也聽不見。老師急了，罰我站起來，一通猛克。我又羞又惱，沒等下課就逃跑了。

逃到哪兒？當然是姥姥家，受大委屈了嘛，二十來裡地的距離連走帶跑，也不知哪來的一股邪勁。

那老師見我跑了也沒管。我哥知道後先是回了趟家，沒人；又返身滿鎮上找了一圈，還是沒有，估計我是去了姥姥家，想去又不認識，就蹲在一個角落裡哭。

我的班主任看見了問怎麼回事，他說我弟弟沒了。一個我們親戚家的孩子知道我姥姥家，我那班主任就叫上他帶路，找了過來。

那天我姥姥根本就沒讓他們進屋，就那麼攔在門口把人家一通好罵，罵完了還說，這學咱孩子不上了！

你瞧，“護犢子”愣護成這樣。

我這麼說可沒怪姥姥的意思，相反一想起來就覺得溫馨無比；至於當時學習成績不好，說到底還是自己不爭氣。

那時我年幼無知，沒心沒肺，光知道享受姥姥的疼愛，卻不知道心疼她老人家。我平生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還沒來得及懂事，姥姥就去世了，以至後來想報答都沒法報答。

我想到姥姥最後一次送我開學，當時她是又老又病，都快走不動道了，每次只能挪100來米。她怕一起走拖累我，就一清早提前出發，坐在那座沙丘上等我。我都走出老遠老遠了，回過頭去看，她還是坐在那座沙丘上。她是不是已經預感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要多看幾眼她心愛的孫子？

姥姥故於1972年，享年81歲。那年我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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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自殺未遂（1）

姥姥去世後我像突然開了竅，學習成績一天好似一天，到考上縣一中時我在全縣排前十名，算是一個優等生了。

這說怪也不怪：失去了保護神，除了好好學習，還能幹什麼？

話又說回來，那時“文革”尚未結束，學校裡什麼都學，又什麼都學不到，所以優等生不優等生，也就是那麼回事，只不過我的狀態發生了改變而已。

只可惜好景不長，初一下半學期發生的一件事再次傷害了我對學校的感情，結果是自殺未遂，把所有的人都嚇了個半死，我自己也鬧了個灰頭土臉。

這事說起來如今的年輕人肯定會認為是編造，但老一點的都能理解，那叫“禍從口出”。

也是當時正值青春期，加上學習成績又好，自我感覺不錯，就狂，就逞強，什麼事都不能輸了別人。

這從我當時的漢語名字中就能看出來。在縣一中的花名冊上，在我當時的所有課本上，寫著的都是“楊佔武”——你聽聽，“佔”了還要“武”！

至於姓“楊”，那是隨了《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他是當時我能知道的最了不起的智勇雙全的戰鬥英雄。

男孩子們聚在一起時喜歡鬥嘴比大，比如你說你是誰，我就說我是誰的爸，誰的爺爺。這種過嘴癮的遊戲其實現在的孩子也玩，只不過不再擔風險罷了。

有次課間又開始鬥嘴。我忽然想到，假如我說我是毛主席，那他們肯定都得完蛋——誰敢說他是毛主席的爸，毛主席的爺爺呢？這麼想著就說出來了，果然所有的人一呆之下，全都做聲不得。

我力挫群雄，好不得意，自以為有了“殺手鐧”，以後一段時間內遇到類似情況，就趕緊使出來，真可謂百戰百勝。

也有同學說我這是“反動”，可也就說說而已，沒人當真。

這麼一來二去，自己好像也有感覺了。

那天上體育課，我一個人先去操場上玩球，一會兒我們班同學們排著隊過來了，正好附近有個高臺，我就“噌”地跳上去，擺了個揮手檢閱的造型。

那年頭誰都熟悉這個造型，“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嘛，問題是站那兒揮手的怎麼能是我？

當時正趕上“四人幫”針對第二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展開“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大夥兒階級鬥爭的弦都繃得挺緊，就有同學把我給告發了，新賬老賬一塊兒算，說我“想當毛主席”。

在鄂托克那樣的小地方，這可不能算是一件小事；設身處地地想，接到告發的校方也不可能不做出反應。

沒過兩天，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就找我談話來了，談了一個多小時，特嚴肅，說你這麼狂妄，不是一般的錯誤，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後果嚴重，要深刻檢查，狠挖思想根源。最後他說，你暫時不用上課了，回去一趟也行，打電話也行，總之把你父母親叫過來，我再跟他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