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三天兩夜中我除了演出就一直在馬不停蹄地趕路，以至我演完回賓館終於見到床時，真有一種見到闊別的親人想哭的感覺。整整60個小時、上萬公里啊，而且前面已經連續奔波了5天！謝天謝地，我居然沒有被累垮！

我記得那次從大理到昆明後，本想利用換乘的間隙在機場的沙發上打個盹，偏偏沒逃過一些歌迷旅客的眼睛，於是紛紛圍上來要求籤名留念。我的助手為了我的身體上前竭力勸阻，令他們大為不滿，我的盹因此也註定打不成了。由於那次團裡在上海的演出是集體專案，按規定不能帶助手，所以他只能把我送到安檢口；過了安檢口我偶一回頭，看到他正在偷偷地抹眼淚。

他這是在心疼我；而那一瞬間，我的心也痛得厲害。我這麼“練”自己，同時不也在“練”他，“練”跟隨我的全體工作人員嗎？都是肉身凡胎，誰又能真是“鐵人”！

一年中總有幾次忙得不可開交、焦頭爛額。有時真想變成孫悟空，拔根汗毛就能分身；要不就把希望寄託在科學家身上：能不能像科幻電影中那樣，發明一種快速克隆法呢？“我需要一個騰格爾，多少錢？”然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領上個跟我一模一樣的傢伙就走。

“得，別他媽跩了！”我聽到有聲音說。“吃了肥肉還要打飽嗝。丫這麼成天東跑西顛的，不就是因為掙了還要掙，總也掙不夠嗎？”

出現這樣的聲音並不讓我感到意外。在這個“積累和消費”往往被當作人生核心理念和終結目標的時代，拼命工作和拼命掙錢很容易被混為一談。

錢肯定是要掙的，對此我並沒有什麼高尚的成見。魯迅先生說一要生存，二要發展，這兩樣哪一樣離得了錢？尤其是在今天。活得更好一點，質量更高一點，更人性化一點，這是再正常也再正當不過的想法……不僅是個人，還有家庭，還有歌舞團，還有樂隊，還有公司，而所有這些都需要錢。錢固然買不來幸福，買不來尊嚴，也不能直接兌換成自由的空間；但在許多情況下，沒有錢，什麼幸福、尊嚴、自由等等，就會統統淪為美麗的幻覺和空談。對我來說，這從來就不是什麼道理，而是經驗，包括悲慘的經驗。還記得前面說到的“創傷性貧窮綜合徵”嗎？我相信，如果我確曾有過這種心理疾病的話，那它也是許多人共有過的心理疾病。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誰會和錢結仇？孔子說他沒有見過有好德勝於好色的人，那是句大實話；照我看，若把“好色”改為“好財”，也還是句大實話。

然而，這和“東跑西顛，就為掙了還要掙”完全是兩碼事。我這麼說不是要駁斥誰，更不是要表白什麼，而是想趁便伸張一下我的“道”。我的“道”不是“大道”，只是“小道”；到底有多小我說不好，很可能，比“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還要小。這裡“小”的意思是：一方面只適用於我自己；另一方面，從一開始就和君子不君子的沒什麼關係。做“君子”是要動用意志的，而我的“道”向我指示的卻是自然和良知。

學過音樂的人都知道我的嗓子特別準確，尤其是高低音的連線，極具爆發力，而又能一下子收回來；且越沒有雜音、越靜的地方，就越能找到美感。可如果我告訴你我從不練嗓子，如果我告訴你我直到現在也沒給我的嗓子上保險，你信不信？當然信不信由你，因為我自己清楚，這兩個“如果”都是經得起驗證的事實。

從職業的角度看，這兩條即便算不上愚蠢，也有點對自己不負責任；可那是職業的角度，不是我的角度。在職業的角度中包含著種種考慮：不斷進取、可持續發展、免除風險和後顧之憂，如此等等；而我的角度卻是“一根筋”式的：上天之所以會賜予我這麼一副不練也成的金嗓子，就是為了讓我盡其所能地使用它。這是一種偶然，也是一種緣分，還是一種契約。什麼時候不能唱了，那就表明我在這方面的緣分盡了，契約到期了，和練不練、上不上保險沒什麼必然的聯絡。上天不認任何保險單，而誰又能把險保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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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麼工作得像個勞模！”（2）

這就是我的“自然”之道。有點宿命味兒，然而是我的，至少是我認可的。這裡的“自然”似乎內在地包含了“良知”，只不過前者相對於上天，後者相對於社會和時代。作為一個歌手，我恰好身處這個社會和時代同樣是一種偶然，一種緣分，一種契約；而只要緣分未盡，契約未滿，我就應該珍惜這種偶然，克盡我的本份。這就是我的“良知”。

這個意義上的“良知”和通常所謂的“職業道德”相通，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