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對於公司的損害是很大的。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使我相信再也不可能哄著米勒改變他的角色或者我的角色了。我推測下次再不能手下留情了必須帶上大錘子。這樣我就開始找錘子了。

在70年代初期加內特的董事會一共有12名董事。他們都有一些共同特點：

＊全都是男性白人。

＊所有董事都是米勒提拔到董事會的。

即使如此大部分人還是慢慢地對我產生了尊敬。在他們看來十分清楚的是實際上是我在掌握著公司的運轉。

有一些──而非全部──董事感覺到加內特公司不成文的規定是65歲就退休這樣的規定應該適用於所有人包括執行長在內。

最強有力的董事是詹姆斯·韋勃就是約翰·F·肯尼迪總統提拔去當美國航空航天局局長完成首次登月飛行任務的那一位韋勃還在杜魯門政府當過副國務卿和預算主管人。

保爾問題：好友兼保護者

最軟弱的一位董事是威廉·羅傑斯。他一直擔任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司法部長後來又在尼克松總統手下當國務卿直到亨利·基辛格接管他的權力。羅傑斯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米勒的高爾夫球友。

韋勃是董事會管理交接委員會的主席。該委員會的其他董事為羅切斯特市的銀行家威爾莫·克萊格和前任商務部長亞歷山大·特羅布裡奇。

65歲生日宴會事件之後我和韋勃經常在非正式的場合談起我們所謂的保爾問題。韋勃告訴我說根據他的試探差不多所有董事都贊成我當執行長惟一的不合作者就是羅傑斯。他認為應該只有保爾本人才能決定什麼時候或者是否下臺。

“如果你願意讓保爾繼續當主席而由你出任執行長和總裁我覺得我可以安排此事。”韋勃主動提議。

我告訴他這個想法正中下懷：“我可不想一腳踹走僱傭我的人。我只是覺得已經到了宣佈我是老闆的時候了因為只有我才能夠讓加內特公司重新掛上檔位。”

韋勃不斷遇到來自羅傑斯的抵抗這是保爾問題中的另一個部分就是保爾的保護者。韋勃是一位管理人也是一位妥協者他喜歡在任何事情上都達成一致意見因此他就想不斷地推遲不可避免的難題。

我自己的探查說明如果靠投票表決我可以得到10票贊成2票反對的結果。米勒得到的票只能是他自己的一票加上他的保護者羅傑斯的一票。

1973年以後我就著手動作了。

“吉姆啊今年非開始不可了。”我告訴韋勃說“保爾今年就67歲了我也到了49歲。如果我今年當不成執行長對我和加內特公司來說就是到了盡頭。”

這不是威脅而是一種許諾。韋勃知道我是來真的了。

1973年4月他安排保爾和我私下裡見面見面地點就在他家是華盛頓的馬薩諸塞大道。那是外交官們住的地方但是韋勃對待米勒的方法一點也顯不出外交官的風範。

韋勃的妻子帕特茜給我們所有人倒上茶。之後韋勃直截了當地說：

“我們大家都明白這次見面的目的。保爾啊我希望你能提個日子把執行長的職位讓給艾爾。如果你不願意董事會就只好代替你做一個決定了。”

米勒慍怒不出聲。

韋勃繼續說：“我建議就在下個月的年度股東大會上宣佈。”

“啊不！”米勒尖叫“那不行！”

“為什麼下個月不行？”韋勃問。

米勒答道：“太快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好和佈置好之後才能採取這樣的重大步驟。年度股東大會太快了。”

他不僅僅是想爭取更多時間而且很明顯不想當著很多人的面處理這件事情。我們的年度會議總是會吸引數以百計的人來尤其是羅切斯特的一些朋友們而且會引起媒體的廣泛注意。

我並不在意我們是在電話間裡或是在保爾的鄉村俱樂部的男士衣帽間裡成就此事我只是要辦成此事就行了。

“那為何不在6月的例行董事會議上完成？”我建議。

韋勃覺得那是極好的一種妥協。

米勒試著再抵抗一次。

“我想得到一些保證。”米勒說。

“比如？”韋勃問。

“我希望得到保證可以讓我再任5年的主席。”

我讓他大吃一驚：“我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一旦當上了執行長我才懶得管他在我身邊到底呆上多少年。

“我還想知道新聞釋出會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