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歷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物件的關係：不僅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更是“後死者”與“先行者”的關係。因此，先行者對後死者有“託付”，後死者對先行者有“責任”和“承擔”，後死者不僅要研究、傳播先行者的思想、功業，還負有“接著往下講，往下做”的歷史使命。在這裡，我可以向諸位坦白我的一個追求：我研究魯迅，不僅要“講魯迅”，而且要“接著魯迅往下講，往下做”（鼓掌）。這就是一種歷史的承擔意識；在我看來，這才是一個歷史學者，一個知識分子，他所從事的歷史研究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知識分子，學者，對社會、國家、民族、人類的承擔，我覺得在兩個時刻，特別顯得重要。一個是民族危難的時刻。本書寫到曾任輔仁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和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的史學大師陳垣老先生，在北平淪陷時期就這樣對啟功先生說：“一個民族的消亡，從民族文化開始。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的民族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另一位復旦大學的老校長馬相伯在抗戰時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輓聯中讚譽他“生死護中華”，說的就是他在民族危亡中對民族文化的承擔。

在社會道德失範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民族危難的時刻，所以我們的國歌：“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時刻有著警醒的意義和作用的。危難中顯本色，越是社會道德失範，知識分子就越應該承擔“精神堅守”的歷史責任，大學，也包括北京大學，就越應該發揮“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的“精神堡壘，聖地”的作用。但現實卻恰恰相反，許多令人痛心的醜聞都發生在大學校園裡。因此，那些有節操，甚至有潔癖的老一代學者，就特別令人懷想。在林庚先生九五華誕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我這樣寫道：“無論如何，老人們仍然和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夠給人以溫暖”，“因為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令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這樣的人了——這樣的好人，這樣的可愛的人，這樣的有信仰的，真誠的，單純的人了”，因為“經不起各種磨難，我們心中的‘上帝’已經死了，我們不再有信仰，也不再真誠和單純，我們的心早就被油膩和灰塵矇蔽了”。這就是北大校園裡的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義：“幸而還有他，不然，我們就太可憐，太可悲了。當我陷入浮躁，陷入沮喪，頹廢，絕望時，想起燕南園那間小屋裡那盞燈，我的心就平靜起來，有了溫馨與安寧，有了奮進的力量。是的，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全場動容）

“把心思用在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對自我生命的承擔

這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所描述的三位教授的三堂課，我想稱之為“最迷人的課”。

第一堂課，是西南聯大的劉文典教授開設的《文選》課。劉老先生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有一天，他講了半小時課，就突然宣佈要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七點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同學們不妨想象一下：校園草地上，學生們圍成一圈，他老人家端坐其間，當著一輪浩月，大講其《月賦》，儼如《世說新語》裡的魏晉人物：這將是怎樣的一番情景！

第二堂絕妙的課是四川大學教授蒙文通的考試課：不是先生出題考學生，而是學生出題問先生，往往考生的題目一出口，先生就能知道學生的學識程度。如學生的題目出得好，蒙先生總是大笑不已，然後點燃葉子菸猛吸一口，開始詳加評論。（笑）考場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邊望江樓公園竹叢中的茶鋪裡，學生按指定分組去品茗應試，由蒙先生招待吃茶。（大笑）

錢理群：承擔，獨立，自由，創造（6）

這樣的課，絕就絕在它的不拘一格，它的隨心所欲，顯示的是教師的真性情，一種自由不拘的生命存在方式，生命形態。因此，它給予學生的，就不只是知識，更是生命的浸染、薰陶。在這樣的課堂裡，充滿了活的生命氣息，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生命相互交流，溝通，撞擊，最後達到了彼此生命的融合與昇華。這樣的生命化的教育的背後，是一種生命承擔意識。（全場活躍）

而將這樣的意識提升到理論高度的，是我親自聆聽的林庚先生的“最後一課”。當時我剛留校當助教，系主任嚴家炎老師要我協助組織退休的老教授給全系同學開講座。林先生欣然同意，並作了認真的準備，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反覆琢磨，講課的題目都換了好幾次。最後那天上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