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我們社”：我查了你們的社史，它就成立於1997年5 月1　日，在10月的迎新會上，我也像今天這樣有一個發言。先後成立的，還有“時事社”，“百年同行”等等。我這裡還保留了一份時事社所辦的《時事》雜誌1997年11月試刊號，它的編輯部發刊詞題目就叫《尋找真北大的聲音》——後來，我把它收到自己主編的《走近北大》一書（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卻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但在我看來，它應該是北大校史的一個重要文獻。因為它傳達了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北大學生的心聲。我讀一段給大家聽聽：“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相互擁抱著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裡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麼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麼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麼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麼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了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髮達，可他總也立不起來。”（鼓掌）文章最後表示，要“以昂揚的風貌維繫北大魂”，“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鼓掌）

錢理群：承擔，獨立，自由，創造（2）

這也正是面臨一百週年校慶，許多北大人都在思考的問題。我在此之前，1996年10月25日，就向全校的新生作過一次題為《周氏兄弟與北大精神》的演講。演說一開始，我就提醒大家注意：“後年是北大建校一百週年，——現在的一二年級學生能趕上這個盛典，真是諸位一生中最大的幸福。”——順便說一下，明年，2008年，又是北大一百一十週年校慶，在座的同學能趕上這個節日，也應該是很幸運的。我接著又說：“因此，大家都在考慮：到哪裡去尋找北大的傳統？記得在北大九十週年校慶時，中文系的王瑤教授（他也是我的導師）當時還健在，他寫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蔣夢麟校長的一段話：‘一個大學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這就是說，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校長、教師與學生的活動構成了所謂‘校園文化’，一個學校的傳統自然也主要體現在這三類人身上。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北大教授為主的，‘五四’愛國學生運動是以北大學生為主，而蔡元培校長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則對師生的活動起到了保護與推動的作用：這三方面的努力就構成了北大的‘五四’傳統。如果我們再做具體分析，還可以發現，在這三類人中，學生是流動的，即人們通常說的，是‘飛鴿牌’的（笑）；校長呢，按我們國家的體制，是由主管部門指令的，會隨著政局的變化而變化；只有教師、教授是‘永久牌’，是相對穩定的，幾年、十幾年、幾十年‘一貫制’（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可以說，一個學校的傳統主要體現在教師、教授身上，並且主要是由他們一代又一代地傳遞的”。因此，“同學們想要了解和繼承北大傳統，我建議大家不妨從本系本專業入手，調查一下，一個世紀以來，有過哪些學術和人格都堪稱一流，或者在某一方面有著鮮明特色與貢獻的教授，他們出版了什麼代表性著作或講義，還可以透過回憶文章、傳記等，進一步瞭解這些教授的生平，思想，品格，精神風貌……這樣，同學們就可以從中觸控、感覺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本系，本專業）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

後來，一部分師生在北大百週年校慶前後，就發起了一個以“重新認識老校長，繼承與發揚蔡元培先生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為中心的民間紀念活動，除了自編、自演話劇《蔡元培》外，還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與研討會，最後出版了《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在校內外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參與者中，更是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

現在，在十年之後，又是北大一百一十週年前一年，讀到了這本由當年的在校學生寫的《民國那些人》，重現北大老校長、老教授，以及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身影，我確實有許多的感慨。這又是一個歷史時機，讓我們透過這本書生動、感性的歷史敘述，再一次觸控、感覺那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北大的、以及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學術傳統、精神傳統，再一次傾聽這些年我們已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