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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性質,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王瑤先生講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過,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制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詞,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預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卻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失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淺薄的“時文”。而我們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給我們的形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對於已走過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儲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記那樣。

洪子誠,1939年生於廣東揭陽,1956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1961年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文學史》、《1956:百花時代》、《問題與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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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輝:融入我的大學(1)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斷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學派來接新生的車子。駛進長安街的瞬間,我的心少有的蒸騰飛翔起來。記得當時我暗暗立下個心願:一定要對得起這三年,拼命學好這三年。可是住進了學校29樓,和同屆的研究生一接觸,我就傻眼了。因為他們的決心能把我襯托得無地自容,有的人的口號竟是:三年不看電視電影!對知識的這種飢渴般的感覺現在想來似乎仍貼在身上,難以忘懷。

這實際不是北京大學的特點,而是1977年、1978年中國所有學校的特點。因為已經十幾年全國人民不讀書或說只讀《毛選》一本書了。王府井新華書店只要傳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紀的文學名作再版,就會天不亮在門口排起了長龍。這又是恢復高考之後第一批主要不論“政治身份”的學生進了校,77屆、78屆本科生(當時就知道有陳建功、黃蓓佳、黃子平等),加上78屆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積,聚於一堂。我後來問過我的同學,多半都是按所謂的家庭出身過去不可能“讀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種解放感,有一種壓抑已久的學習衝動存在。我現在還能找到的一張自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