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說，社陣為共產主義的事業出賣自己，會給人民帶來痛苦、絕望和災難；行動黨透過合併的〃出賣〃會帶來繁榮、幸福和安全。透過提出不信任動議，社陣要破壞全民投票與合併，他不會跟他們一致行動。

人們認識到勢力很大的共產黨人已變得脆弱，因此漸漸地不再害怕他們。人們知道將來跟他們對抗的是馬來亞人而不是英國殖民主義者。林有福的修正動議被否決，原來的不信任動議也一樣無法透過。如今社陣既在全民投票法案中受挫，又在不信任動議中落敗。7月中東姑動身到倫敦跟英國人會面，敲定婆羅洲三邦加入馬來西亞的條件。對共產黨人來說，時間已經不多，他們不顧一切尋求其他辦法阻止合併。

在他們辯輸兩天後，以社陣議員為首的19個議員，聯合向聯合國廢除殖民地特別委員會請願，反對將在全民投票中提出問題的方式。特別委員會17名委員當中，只有兩名來自共產集團，多數來自亞非國家。這些國家的政府多數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有代表，瞭解情況。迴避問題沒什麼好處。我拍電報告訴聯合國代理秘書長，反對派的請願只是新加坡國內的黨派政治活動，特別委員會要考慮的話，必須先聽政府方面的陳詞。我準備向特別委員會提出有關事實，這些事實經得起最嚴格的審查。

起初印度代表堅決支援我們，那是按照尼赫魯那一年4月在新德里表明的看法，認為除了成立馬來西亞沒有替代辦法。他說，印度、柬埔寨、突尼西亞和其他亞非國家認為，既然新加坡具有透過自由選舉產生的政府，特別委員會不能審查新加坡政府的行動。但也許因為我願意參加，他出人意外地改變了主意。第二天聯合國說，特別委員會早些時候曾以10票對2票表決不採取行動，過後卻決定準備會見請願反對全民投票要求聯合國派出觀察員的新加坡立法議員代表團。李紹祖醫生興高采烈。我對這樣的結果不會不高興，我深信自己能駁倒社陣和馬紹爾的論點。7月20日，我正式要求特別委員會讓我去陳詞。

兩天後我和吳慶瑞動身到紐約，我的私人助理張奕貴隨行。我要搶在前頭向特別委員會陳詞，然後到倫敦，在東姑和麥克米倫談完婆羅洲三邦的問題後跟他們會面。我們坐的是超級星座渦輪螺旋槳飛機，那是當時主要的洲際客機。從新加坡取道西貢、關島、夏威夷和洛杉磯到紐約要將近兩天。飛行途中吳慶瑞和我一直在工作，針對馬紹爾協助社陣起草的19點備忘錄逐點反駁。到曼哈頓酒店開啟行李箱之後，我立即找張奕貴，發現他疲倦得連衣服和鞋子都沒脫就仰臥在床上呼呼大睡。他不斷替吳慶瑞和我打一再修改的草稿，幾乎持續工作了48個小時。

新加坡的外交事務當時依然由英國人掌管，來自英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一個官員到機場迎接我們。英國人確實是第一流的專業人員，我們必須經歷的每一道程式他們都很清楚，引導我去見了該見的人，進行初步的談商。他們勸我別向特別委員會提出長篇大論，希望它能重新採納印度代表原先的立場，那就是：新加坡有民選政府，特別委員會不應過問它所做出的決定。

在聽證會上，我呈交備忘錄，就反對黨指責全民投票不讓人民有表示異議的民主權利這一點做了反駁，在兩個小時內詳細說明了各點。我說，他們要求聯合國干預，犯了企圖誤導的過錯；他們的呼籲是騙人的假警報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新加坡維持緊急狀態的氣氛，以便給他們的支持者打氣。他們的支持者眼看合併已成破竹之勢，因而士氣低落。他們也犯了另一過錯：為了一己的利益，企圖在新加坡維持殖民主義，因此請願反對要求立即獨立的合乎憲法的民選政府。這裡看來有明顯的矛盾，但我的解釋是，新加坡加入聯邦之後，共產黨的鬥爭就不再是反對英國殖民主義者，而是反對一個已經爭取到國家獨立的民選政府。其實，我們已獲授權可以落實合併，根本不需要全民投票。

絕不是英國傀儡

我陳詞之後輪到李醫生。在他結束陳詞時我提出要求，獲准作出答覆。我說，反對黨兩位發言人李醫生和兀哈爾，都是在馬來亞而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並且兀哈爾是以馬來亞公民的身份，持馬來亞護照到紐約來的。這是充滿諷刺意昧的。此外，他們並不代表多數，因為他們向政府挑戰，提出不信任動議，只能獲得立法議院51名議員當中的16名投票支援。我和吳慶瑞千里遠行感到疲倦，卻決心證明自己是亞非民族主義者。透過自己的行為舉止、語調、手勢以及應付所有問題的強有力的方式，我們確保了特別委員會不致誤會我們是英國人或馬來人的傀儡。英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休·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