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28年下半年，找人炮製了不少金融投機歷史上的崩盤故事，在報紙上報道，並警告投資者，股市有風險，務必謹慎從事。然，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人說東，就一定有人說西。再說，金融市場關係到很多人的利益。當初，上海交易所成立的十七個大公司，現在可都成了巨無霸。雖然只能側面對我施加影響，搞些兒“股票評論家”、“某知名經濟學者”發表似是而非的文章，卻輕而易舉。

沒關係，一招不見效，還有一招。財政部加強了對交易所的管理，嚴格規範股票交易，股市開始下跌。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人們很多時候是非理性的。

比如，股票交易員代顧客買進股票時，顧客只支付40％左右的股票票面價值，所餘部分先由交易員向銀行貸款支付。此類的事情很難規範，銀行願意，顧客願意，股票交易員也願意，交易合理合法，政府無法制止。股市短暫下跌後，再次大幅上揚。

我只好下定決心，釜底抽薪。

1929年1月，2月，財政部命令中國儲備銀行，兩次提高了各銀行的儲備金比例，減少銀行對外的貸款，以提高貸款利率。中國股市方小幅下挫，窄幅調整。

3月起，儲備銀行不顧民眾反對，連續提高了貼現率。眼看政府決心幹預，股票價格應聲下掉。稍後，許多投資者開始獲利回吐，大盤持續走低，慢慢下行。

這時候，我才鬆了口氣。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不可避免，但把中國也搭進去，就沒有必要了。

在那個時候，經濟自由主義是世界經濟理論的主流。以美國總統為例，哈定、柯立芝、胡佛都是經濟自由主義者。而政府控制所有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經濟，則是蘇聯的獨一份兒。中國政府這樣對經濟加以干涉，自然引起了廣泛批評。

我暗自好笑，心想，過一陣兒你們就知道利害了。好在我執政多年，威望極高，還鎮的住場面。

董氏早已經把不重要，不是主業的公司上市。去年，這些公司的所有股票和董氏多年投資的大部分股票，就已經陸續出手。把資金和注意力，轉移到歐美，那裡才是主戰場。

果然，經濟危機如期爆發了。

1929年11月21日，紐約股市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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