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我反覆地考慮了一番，“往壞處打算，往好處爭取。”這個方向不應改變。現在正在爭取的路上走著呢，還沒有蓋棺論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廢，要大步趕上前去。經過思想鬥爭，我決定把這部分材料寫好。

第二天，我一個人在一間屋子裡寫材料。每天寫十三四頁。從軍統局的前身“軍委會特務處”②，戴笠個人給蔣介石做情報開始寫，一直寫到1948年為止。分人事、組織、活動、經費等。主要的東西沒有遺漏，但是我給政府寫了一個建議：“這樣大的材料，僅就我個人所知太不完整。軍統局的特務誰也寫不完全，因為地區太廣，組織太多，好幾萬特務。我在東北，對於西南地區的特務就不瞭解。因此，為了把這部材料寫完整，寫系統，我建議，把在押的特務，如：印匡時、劉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個人提出來，集體提供材料，一塊寫。這樣就能寫出一部比較完整、準確、系統的材料。”

過了幾天郭股長找我談話，他說：“看了你寫的材料，比較具體。印匡時在長春督察處當上校主任秘書，在軍統局作過科員，軍統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嗎？可是他寫‘軍統局的沿革’只寫了五頁。先說蔣介石為什麼成立軍統局？這就佔了一頁，後邊就說軍統局這個番號是怎麼來的？其他什麼也不寫。這不僅是知道的多少的問題，而是肯不肯靠攏人民的問題。你寫的那個建議我們看了，必要的時候可以那樣做，如果那樣做，由你執筆擔任主編。”

回到監房心裡感到很寬慰，以後還要好好幹。可是心裡仍有餘悸，說不定哪天又把腳鐐子給我戴上了？不管怎麼樣也得爭取。戴鐐子在他們，爭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論人民民主專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淺出，容易看懂，對我們這些反革命犯很有關係。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句話給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誦下來，作為學習引用，對人也好賣弄。

這些天看不見張看守長了，內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調走了，由樸看守長負責。樸看守長是朝鮮族人，見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請求。聽說張看守長是共產黨員，參加革命年頭很多，因為沒有文化，只看守長這個工作就幹了十幾年。他40多歲，在工作上歸22歲的郭股長領導。張看守長吃小灶，每天與分局長一塊吃飯。這些話是兩個看守戰士在窗戶前耳語被我聽到的。

我在屋裡想，有什麼辦法能立功進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還住那座房子？才俠與依平（大老婆與二老婆）最近怎麼樣？父親的身體如何？這輩子還能不能與他們見面？生離死別，人生如夢，自己搖了搖頭。咳，如果1947年不來長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臺灣，就沒有這些事了。軍統的人誰能像我這樣來個“與眾不同”的自首呢？別人跑了，我不跑，結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產黨這方面，我成了最危險的犯人；在軍統局方面，我是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的叛徒。俗話說：“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夠人”，我就是這樣處境。有一次一個幹部對我談話說：“你的歷史可以清楚，卻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過去的汙點沒法子去掉，因為我是特務，共產黨是不會信任的。這不奇怪，共產黨的叛徒到國民黨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叛徒一貫採取“可以重賞，不可以重用”的原則，比如袁曉軒在共產黨的地位還是不低的，可是到軍統局卻不給他獨當一面的職務。再如張國燾，在軍統局成了一個小丑。

在8月初的一個下午，郭股長來到監房走了一圈，不一會兒看守所便從各號提出去十多個人。內中有我。我們到了後院，我一看這十多個人都是軍統特務。只有李樹中是中統的，他是長春市的參議會議長。軍統有楊紹林、李秉一、張錫德、董順球、李海濤、孫靜修等人。我們都坐在條凳上。這是幹什麼呀？沒有什麼壞事，因為這些人沒有戴鐐子。

郭股長笑了笑說：“今天把你們找來開個會，叫什麼會呢？叫個進步會吧，因為你們這些人是比較進步的，比較願意靠攏人民的。我們很歡迎你們這樣做。在長春這個地方人民對你們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時也是很憤恨的。比如關夢齡，長春市開追悼大會那天，一個苦主在大會上要求政府懲辦督察處的劊子手，其中就把關夢齡的名字提出來了！像關夢齡這樣的人該死不該死呢？”

“我該死，我死有餘辜！”我很激動地站了起來，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淚。

“對！你該死。但是政府本著政策辦事，關夢齡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機關報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