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個讓人沮喪的結論。它似乎證明，中國歷史上的官員貪汙（如果獲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貪汙的話）是必然的，無論工資多少都是沒用的，哪怕是調整到像宋代那樣給國家財政造成很大負擔的標準，仍然不能使官員養活他們的家人。

帝國在這裡陷入了困境。帝國財政不僅要養活官員本人，還要代他們養活家口。如果帝國官員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樣平均每戶只有5口人，那麼事情還好辦。問題是，帝國官員們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為之服務的奴僕，還要過上舒適甚至奢靡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多少工資才夠他們用？

因此，認為哪朝哪代工資低而導致貪汙的議論是可以商榷的。因為工資高低固然對官員生活有點影響，但在官員的家口、生活水平沒有辦法約束的情況下，工資永遠都是不夠的。如果工資不夠就能成為“當貪官的理由”，那麼這個理由永遠存在。如同我們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樣，儘管七折八扣之後工資大大縮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國的老百姓一樣只有5口人，那麼淳安縣令的工資已經足夠養家了，日子還會過得不錯，根本就不存在買不起兩斤肉的問題。海瑞如果能夠免俗，少納一個小妾，日子也會過得好一些，不至於到死的時候才留下十幾兩銀子。

從官員的家庭生活來看，我們發現帝國存在重大的危機，也可以說在這個看似平常的地方，卻隱藏著歷史的機奧：按照朱元璋的邏輯，他已經按超過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標準向縣令支付工資，但是一個縣令家庭，直系親屬有10個人光景，奴僕人數按清代限制奴僕的法令中的最低標準40人來計算，他實際需要養活的是50個人。以5個人生活的工資應付50個人的生活，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他實際的收入必須達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縣令做為官場的平均標準，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推論：整個官場的收入必須是法定薪酬總額的十倍，才能讓官員家庭過上基本的生活。由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官員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動力有多大，要想讓官員不貪又有多困難。

當然，這是對絕大多數官員來說的，有些人家境特別好，或者家庭結構特別簡單，生活又極其簡樸，那麼他可以不貪，這種情況雖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絕大多數人的情況是和海瑞相似的，家裡有幾畝薄地，有條件讀點書，然後透過科舉出仕為官，從宋代開始，這種情況就是主流了。

一　李慈銘的年度收入（1）

在晚清，李慈銘（1829—1894）是個大名士，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文化名人、學界泰斗。文化人靠著作出名，李慈銘卻不寫專著，這是他的特別之處。李慈銘的出名是因為他的日記。從咸豐四年（1854），到光緒二十年（1894），李慈銘寫了40年日記（《越縵堂日記》）。在日記裡面，不僅記錄生活，也談學問，這方法對他的同鄉後輩蔡元培、魯迅等很有影響。李慈銘的日記因此成了一座“富礦”，備受重視。胡適說，李慈銘日記“記時事也有許多地方可補歷史”。的確，李慈銘的日記“可補歷史”，但它“有許多地方可補歷史”，而不僅僅限於“時事”。一直以來，人們對明清時代京官的生活如同霧裡看花，看不真切。李慈銘在日記裡面詳細記錄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況，恰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正史所沒有的極為難得的生動案例。我們且翻到光緒十三年（1887），看看做為京官的李慈銘的生活到底怎麼樣？京官的生活對帝國政治又有什麼影響？

本年五月，李慈銘被授予戶部江南司郎中一職。此前七年，他中了進士，說是“即用”為郎中，實際上卻一直是“候補”，直到本年才正式獲得任命。

李慈銘一直在戶部當官。戶部相當於現在的國家財政部，是總管全國錢糧的部門，被稱為“富部”。戶部下面有14個司，一個司管一二個省的錢糧奏銷事務，有的司再兼管一些專門事務，如山東司兼管鹽務，雲南司兼管漕糧，廣西司兼管錢法，貴州司兼管關稅。

江南司是戶部第一司，也稱“頭司”〔1〕，因為它主管全國賦稅最多的江南省（包括現在的江蘇、上海、安徽），而且兼管江寧（南京）織造、蘇州織造的奏銷事務，及各省動支“平餘”〔2〕銀及地丁逾限事。按理說，這是個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撈。不過實際情況比較複雜，李慈銘似乎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郎中是一個司的長官，相當於現在的司長，按理說權力也不小了，只是清代的情況有點特殊。清代各部的司下面有兩個郎中——滿（族）郎中和漢（族）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