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來回就是2裡，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13100裡。

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87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里長征的路程，你能說這不辛苦？“如此筋骨勞苦，方得許多糧米”，朱元璋反問：“你們這些當官的拿著朝廷的優厚俸祿還不滿足，不肯為老百姓造福，一味貪汙腐敗，破壞朝廷法度，那麼到時候被殺頭抄家，還能怨別人嗎？”

反腐教材的演算法讓人觸目驚心，但是似乎也沒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頒佈《醒貪簡要錄》之前，朱元璋對大臣們說過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餘繼登《皇明典故紀聞》卷五）在《醒貪簡要錄》中，朱元璋又拿坐辦公室的人員和“披堅執銳，臥雪眠霜，不勝勞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資計程車兵，以及沒有時間耕種自己的土地，“如此艱難，猶且趨事赴功，不敢有違”的驛站人戶做對比，指出“各衙門吏員止是書寫，夏坐涼房，冬居暖室，比當軍、當站的十分安閒”，如此“心尚不足，仍復貪贓壞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覺得他實在不瞭解這些坐坐辦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祿的官吏們還有沒有一點體恤百姓的良心。

這麼看來，朱元璋當時制定的官吏俸祿標準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據的，不能說是違揹人情事理，對官吏要求太過苛刻。朱元璋認為官員“若將所得俸祿養家，儘自有餘”。以七品縣令的工資標準而言，月薪是石大米，一個成人的月需米量不過3鬥，石大米是25個人的口糧，你說它低了，那麼要多少才算高呢？縣令年薪90石米，與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與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貪簡要錄》的演算法，也需要70多畝地、5個農民專門為之生產，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產這些米的農民“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說。　。　想看書來

三　朱元璋的理由（2）

明代及以後的人認為明代官員俸祿低得留譜，連著名思想家顧炎武都感嘆“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錄》卷十二），除了主觀方面從士大夫的立場出發之外，還有這個俸祿標準執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觀原因。俸祿標準雖然以米石來計算，但發放時卻沒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執行了“鈔俸折色”的政策。“鈔俸折色”實際上使官員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別是在中央財政緊張的時候，七折八扣的結果是官員工資大大縮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麼90石米按時價每石兩銀子計算會有63兩，而實際上海瑞領到的是12石大米、兩銀子和360貫鈔。鈔已經很不值錢，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鈔銀比價是鈔每貫值銀兩，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貫鈔僅值銀兩。如果以鈔每貫值銀兩來計算，360貫鈔值兩銀子，按市價可以買到石米；如果以鈔每貫值銀兩來計算，360貫鈔僅值銀兩，只能買到石米，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們從優計算，就當這360貫鈔可以買2石米，這樣算下來總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兩銀子，還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這就是說，工資至少縮水了四成。本來可以養活10個人的工資現在只能養活6個人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薪酬標準不變而物價增高受到的影響。

一般來說，帝國前期物價水平比較低，銀子的購買力比較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同樣的工資，實際購買力已大大降低。這是官吏工資縮水的另一個表現。以米價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統年間一兩銀子可買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銀五錢是“江南之平價”，海瑞生活的嘉靖、萬曆時期米價是每石六七錢銀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禎五年（1632）上海的米價還是一兩銀子一石，到了崇禎十二三年，已經漲到一兩###錢才能買一石米。（葉夢珠《閱世編》卷七）至於到了崇禎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幾兩銀子，那屬於非常狀況，不能用正常情況來討論。銀子購買力降低了，而薪酬標準沒有相應調高，同樣的薪水大大縮水。

一方面是“鈔俸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