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從現在我們看得到的材料中得知，冰心最早發表的文章，並不是後來引她走上文壇的“問題小說”，而是一篇記敘文性質的雜感，這篇雜感的名字叫做《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

這件事情的背景是這樣：

1919年先6月28日，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迫於國內愛國同胞的壓力，終於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向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總統提出了全體辭職書。以“五四”遊行示威為開頭的愛國學生運動，終於以這樣的結局告一段落了。因此，學生聯合會便宣佈學潮停止，可以開始復課了。7月，蔡元培也答應了重新返回北京大學，重任北京大學校長。表面上看來，五四運動是以愛國學生的勝利告終了。但是，鬥爭並沒有結束。當蔡元培答應回到北大重任校長的訊息傳出來之後，政府中的反動分子便又重新制造陰謀了。

當時掌握著北洋軍閥政府大權的段祺瑞，是一個頑固不化的封建軍閥。他為了對抗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南方革命勢力，一直把象蔡元培這樣開明的學者，和擁護共和，擁護孫中山，擁護民主與科學的愛國青年學生，當作心腹大患。他操縱的安福系反動政客，一直想要藉機打擊那些曾經積極地領導和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和教授。7月16晚上，他們舉行了一個宴會，想方設法地收買拉攏了幾個學生，準備第二天也舉行一個由他們操縱的集會，目的就是要打擊那些積極參加“五四”活動的學生和教授。安福系早在宴會之前就事先擬定好了各項決議案，他們誣衊“五四”事件的骨幹分子是少數好鬧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釣譽的人物，胡說正是這少數幾個人強迫大批懦弱的學生擁護他們，才發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無恥地強姦民意，假冒一千個學生的名義宣佈說，多數學生都反對五四運動，並且反對蔡元培回校。

當天深夜，參加這個宴會的兩個學生，就把安福系的陰謀告訴了他們的同學——五四運動中的活躍分子。第二天，當安福系的陰謀者正在北京大學的法政大樓開密會時，一百多名支援“五四”運動的學生衝進了會場，把被安福系收買了的五名學生抓了起來，審問了他們，取得了他們承認與安福系勾結的書面口供，然後把他們鎖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裡。後來，這五個學生和他們的同謀，在安福系的策動之下，投訴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從被鎖的房子裡解救出來。第二天，那些反對安福系的陰謀活動，衝擊了他們密會會場的學生首領，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後，北洋軍閥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決他們犯了執行非法審判罪。

關於這件事，北京《晨報》（劉放園先生所在的報紙）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經刊登過這樣的一條新聞，標題是：

《北大學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壞大學，利用許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學秘密開會，商議實行破壞之手段。事為該校幹事會所聞，群起質問，許等佯為悔過，自具悔過書而退。翌日復受人鼓動，遂惱羞成怒，通電各處並訴諸警廳，皆以被打傷為詞，此前數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學生魯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壽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剛剛平息，北洋軍閥政府就又導演出了這樣的醜劇，廣大學生和知識界對此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一位著名律師劉崇佑挺身而出，自願在法庭審判時當場出庭，為愛國學生作正義的辯護。

這場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導演的，讓幾名被軍閥收買了的走狗充當原告的醜劇，前後只上演了八個小時。

冰心在她所寫的這篇文章《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裡，記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審判廳聽審的情況，以及她當時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實地記述了這場法庭鬥爭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實向社會呼籲，要求公眾主持正義和公道。

殘酷而冷峻的現實，刺痛了這位溫文爾雅的十九歲的女大學生的心。她在法庭裡旁聽的時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慘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滿了感慨抑鬱的感情”。直到返回溫暖的家中之後，她還不能擺脫這場法庭鬥爭給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強烈的震動，一個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裡僱用的張媽，看到她這樣，就問她是怎麼回事，她告訴了張媽，沒想到這位普普通通的鄉下婦女，竟然說出瞭如此明智的話語：“學生打吵，也是常事。為什麼不歸先生判斷，卻去驚動法庭呢！”冰心直覺得這位勞動婦女的智慧和品德，實在比那些製造事端的反動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