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訊息，就都立即放下書本，湧出教室，到學生會里打聽訊息，或到走廊上，校園裡，交換意見。這些女青年們都一反過去的溫柔敦厚的女兒態，經常聚集在校園裡，慷慨激昂地議論國家大事，有時甚至面紅耳赤地爭論不休。

冰心當時雖然只是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在協和女大的校園裡算不上是一個骨幹分子，但她卻因為擅長作文，被選作了協和女大自治會的“文書”。既然協和女大的學生會參加了北京女學界聯合會，是女學界中活躍的一員，自然而然的，冰心也就成了聯合會宣傳股裡的一名成員。去女學界聯合會和北京學聯參加會議的，都是高年級女生，冰心雖然不出去參加會議，卻有許多文字宣傳的工作，需要她做。

她們宣傳的內容很廣泛。比如：為了抵制二十一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從抵制日貨開始。這些年輕的姑娘們，就三五成群地舉著寫有抵制日貨的小旗，向市民和商人發表演說，挨門挨戶地走到商店裡，勸說店家和顧客不要買賣日貨。正是因為這些愛國學生的宣傳，才使得愈來愈多的商人們激發起了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到了6月初，發生了北洋軍閥政府大批逮捕學生的事件之後，更多的商人公然地站到了學生運動一邊，用罷市和抵制日貨的行動，來支援學生們的愛國行動。

女大學生們還親手製造出文具、繡花手絹之類的日用品，到街上去出賣，因為這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

為了慰問、援救被捕的同學，冰心和她的女同伴們，還到處去募捐，有時跑到長安街上，有時跑到天安門前，攔住來往的過客或人力車，請求大家慷慨解囊，捐些銅子。

當反動政府公然審訊愛國學生的時候，冰心就與她的同學們一起，組織起一大隊一大隊的人馬，堂而皇之地開進法庭去聽審。

除去上述這些活動之外，這些年輕的女大學生們，也開始用白話文作武器，寫作反帝反封建的宣傳文章。想要透過這些文章，來表達自己關心時局、過問國事的一些見解。尤其是作為“文書”和宣傳股成員的冰心，更是寫得起勁。文章一經寫出，就想拿到報刊上去發表。但是，拿到什麼地方去呢？說來，事有湊巧：冰心的一位表兄，名叫劉放園的，當時正在北京《晨報》當編輯。他的年齡比冰心大得多，冰心對他，一直以長輩之禮相待，不大敢與他說話。但是，寫作過宣傳文字的冰心，這時候為了發表自己的見解，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文章，拿給這位表兄看。小表妹冰心的這個舉動，使劉放園先生大為驚奇，讀過文章之後，又異常欣喜。這樣，女大學生們的宣傳文字，就陸陸續續地在《晨報》上發表了。

那時候，各種新思潮，開始湧進中國的大門。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博愛，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隨著這些思潮的湧入，各種各樣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晨報副鐫》，《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覺悟》，《語絲》等等刊物和報紙，先後創辦和流傳，給中國的文化界帶來了新的氣息。

劉放園先生不斷地把新出版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等雜誌，拿給冰心，鼓勵她多多閱讀這些雜誌和報紙，看看那些有思想的教授和大學生們，是怎樣看待和分析社會問題的，尤其是讓她多多閱讀大學生們的新作，以便讓冰心自己也鼓起勇氣，努力寫作。

《新青年》的主編陳獨秀，是一位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他辦刊的主旨非常明確，就是要批判腐朽的封建傳統，喚醒一代中國青年，把建設一個民主的、科學的新中國的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在第一期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就充滿熱情地發表了自己對青年一代的看法：“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他並向青年提出了六點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雜誌也是文學革命的發難者。陳獨秀從1917年開始張起文學革命的大旗，先後編髮了一系列倡導文學改良與文學革命的重要文章，象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陳獨秀本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