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的領袖人物們，如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魯迅，等等，都在這幾年裡，陸續地從國外回到了國內。他們立志要從啟蒙青年的思想入手，於是，便開始大量向中國青年介紹外國進步的思想和文化。同時，也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勇猛地向傳統的封建教條及殭屍一般的偶像，發出了聲討的檄文。

他們都是當時思想界的先進分子和有識之士，用後輩人的眼光看，也可以說他們都是那個時代的思想巨人。他們為了改造中國國民的精神狀態，都在熱誠地向國內引進西方的哲學、法律、政治、經濟、道德倫理、文學、藝術等各個領域的學說，他們希望在中國，也掀起一個類似歐洲文藝復興或法國啟蒙主義那樣的運動。

現在的青年讀者們也許都知道，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愈來愈多的中國青年學生，開始走出國境線，到外國去求學。據我國赴美留學生在本世紀初創辦於美國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刊》披露的數字，在五四運動爆發前的1915年，在美國的專門學校及大學裡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已經超過了一千二百人。當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之後，這些留美學生，絕大多數都表現出了巨大的愛國熱情，《中國留美學生月刊》十卷六期發表了以《我們的責任》為題的社論，向留美同學發出了熱血奔騰的呼籲：“我們應該做對國家最有貢獻的事，如果必要的話，甚至犧牲生命。……中國現在需要能幹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的東西更為迫切。因此，我們的責任十分簡單——回國去！”幾乎與此同時，在本世紀，我國赴日留學生人數也在急劇增長。根據舒新城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一書中的統計，到了1906年，留日的中國學生已經有了一萬三千人。這些留日學生中的不少人，回國後都成了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

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在二十世紀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也極大。陳獨秀青年時代在杭州求學時就攻讀法文，後來又去日本留學，據說也到過法國。他十分讚揚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學說，甚至法國的文學。胡適說他“深受法國文化影響，又看得懂英文和法文”。①1915年，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了上海。當時，專制獨裁的袁世凱還在臺上，正一心一意地夢想登基作皇帝，知識分子沒有絲毫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警察有權控制所有政治性的或社會性的結社以及任何的出版物。就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面，剛剛回國的陳獨秀，卻勇敢地創辦了後來成為“五四”時期思想界旗幟的雜誌——《新青年》。在《新青年》的創刊號裡，陳獨秀髮表了一篇名為《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的文章，高度讚揚拉斐特提出的人權學說，拉馬爾克提出的進化論學說，以及聖西門和傅立葉提出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陳獨秀對歐洲的許多傑出的思想家、科學家和作家都非常讚賞，他主張推倒傳統的腐朽艱澀的中國古典文學，建設起完全新型的中國的寫實文學來。②他說他自己不但愛盧梭、巴土特，更愛雨果和左拉，不但愛康德、黑格爾，更愛歌德和郝卜特曼，不但愛培根、達爾文，更愛狄更斯和王爾德。他希望中年民族也能產生一批象他們一樣偉大的作家。他熱誠地表示：“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今譯作雨果——引者注）左喇（今譯作左拉——引者注）桂特（今譯作歌德——引者注）郝卜特曼、狄鏗士（今譯作狄更斯——引者注）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譭譽，明目張膽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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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適：《陳獨秀與文學革命》

②陳獨秀的原話是：“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見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③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另一位“五四”啟蒙運動時期的旗手李大釗，在他1916年夏天從日本返回祖國之後（這一年他二十八歲），就出任了《晨鐘報》副刊的編輯，在他發表於1916年8月《晨鐘報》創刊號上的《“晨鐘”之使命》一文裡，他也表示了自己的與陳獨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釗認為：法國之所以能夠發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資產階級大革命，是因為法蘭西民族產生了象孟德斯鳩和盧騷這樣的思想家。基於同樣的觀點，他同時認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靈魂的，不是象俾士麥那樣的政客，而是象海涅這樣的詩人。因此，他極力主張改造我國的舊文明，舊文化，舊文藝。他希望我國也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