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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透過凌瑜、何彬這樣的人物反映的，就是這種時代病。

所以，《超人》才能使茅盾感動得下淚。

茅盾在這篇小說發表了十四年之後，在他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裡，再一次地提到了《超人》：“《超人》發表於1921年，立刻引起了熱烈的注意，而且引起了摹仿（劉綱的《冷冰冰的心》，見《小說月報》第13卷3號），並不是偶然的事。因為‘人生究竟是什麼’？支配人生的，是‘愛’呢，還是‘憎’？在當時一般青年的心裡，正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冰心在《超人》中間的回答是：世界上人‘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她把小說題名為《超人》，但是主人公的何彬實在並不是‘超人’，冰心她不相信世上有‘超人’。”

在冰心的心中和筆下，大概只有“愛”，才是唯一能夠拯救青年靈魂的法寶。題材與《超人》相似的另一篇小說《煩悶》中，那位沒有姓名的，以第三人稱代表的男主人公“他”，也是一個患了厭世症的青年人。從他童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看，簡直就是冰心本人經歷的再現，他“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寞的海隅生活，看著渺茫無際的海天，聽著清晨深夜的喇叭”，“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裡對著百問不答神秘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他”雖然是個男性，但他表現出來的憂鬱和煩悶，恐怕在相當程度上是表現了女性冰心的心境，只不過冰心的抑鬱和煩悶，不象“他”的那樣強烈，那樣極端，那樣難以排解罷了。

“他”也象何彬和凌瑜一樣，是個患了憂鬱症的青年知識分子。

他被一種幻滅的情緒支配著，覺得自己與這個社會實在是格格不入。

他看見一位聰明的同學，就想：“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

他看見兩位同學之間，一會兒壞，一會兒好，內心就生出了這樣的感慨：“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為轉移——世間沒有真正的是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

他常常起著無名的煩悶，同學們吃飯去，他偏不吃飯去，還想：“到底是吃飯為活著，還是活著為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

他在煩悶已極的時候，還寫了一篇憤世嫉俗的文章，道出了他同時代人的共同的苦悶。這篇文中之文的題目叫做《青年人的危機》，“他”在其中這樣地寫道：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隻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象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

原來一切都只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百蹴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的世界中翻轉。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那麼，他的這種極端的煩悶，怎樣才能得到解脫呢？——

冰心為他找尋的方法，仍然是母愛和童心。

他百無聊賴的時候，只能奔回自己溫暖的家庭。因為“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樂”，他“輕輕的推開門，屋裡很黑暗，卻有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著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著了。跳蕩的火光，映著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一片溫馨光明的景象，這充滿了“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的圖畫，便把他的滿腔煩愁立刻驅散出心頭，化成為兩眶“愛感之淚，聚在眼底”。他完全從煩悶的情緒中解脫出來了，心裡竟然喊出了這樣的一句話：“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

可見，母愛和童心，這兩個治療厭世症的法寶，是多麼地靈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