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點把張澤高調走，明確的講：“安新經濟發展不上去，問題成堆，張澤高作為市委書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新任市長在經濟上搞得不錯，但人太年輕，安新市委書記需要一個把控全域性的人來掌舵，張澤高不適宜在安新擔任市委書記，省裡可以建議中央另行考慮。”

但但江如衡一直沒有表態，鄭東凱摸不清中央和江書記的態度，也就沒表態。

林紫山清楚，張澤高還有一年多的時間久到點，盯著那個位置的人很多，於林科此舉也是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今天江書記這麼一說，林紫山心裡也大體有數

而在安新，所有人關注地焦點自然是姚志的案子，尤其是常委班子。大多數幹部都知道姚志案子背後牽連著什麼，大家都緊張地關注著案子的發展，看看市裡會不會有領導被牽連進去，因為事情雖然是發生在金湖，但主戰場卻是擺在了安新

安新市委辦公室裡，陸政東和張澤高正在進行著一場談話。

“姚志在金湖區搞得這些，讓我恍若回到了五十年代大躍進的年代”

兩人談完了關於姚志的案情之後，張澤高看完手裡由省紀委轉過來的一些關於姚志的材料，嘆了一口氣道，有些感慨，看著陸政東道：“我這一輩子，經歷過大躍進，吃過三年自然災害的苦，捱過批鬥，蹲過牛棚，這些經歷讓我充分認識到一點，必須要實事求是，否則就要犯錯誤。”

說著張澤高輕輕嘆口氣，拿起茶杯。慢慢喝了口茶。

張澤高再抬頭地時候。就自嘲地一笑：“老嘍。老人家就喜歡懷舊。”

陸政東也是默然，姚志不光在經濟上有問題，在經濟建設上也是大搞浮誇風和數字政績。

在大躍進時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而四十年過去了，這樣的情況在金湖也出現了，姚志為搞“政績”，金湖不僅在糧食生產上、生豬和家禽餵養上、工業產值上、就連在財政收入上、漁業上、典型“楷模”的樹立上等，也大肆弄虛作假、虛報浮誇，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農村出現了乾枯水塘魚豐收，還有的糧菜產量放衛星，多種經營假翻番、工業收入冒估報等等。某偏遠的村一理髮店年收入就達三十萬，而這個理髮店僅僅就是兩塊錢理一個頭，村民們都笑，也就是每年要理十五萬個頭，每天得理四百多個頭，而全村人口不過八百多，也就是說，全村男女老幼齊上陣，必須要兩天理一次頭，村民們都笑，就算不把剃頭匠累死，那剃光頭的豈不連紮根毛都長不贏了嗎？

陸政東卻是笑不出來，這在九十年代並不少見，南巡講話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完全明確，統計數字的相互攀比之風愈演愈裂。具體表現：一星相互觀望，攀比速度；二是產值增幅之高到了讓人難以置信的地步，統計權威部門只得要求各地“認真核實，實事求是＂，各級領導要求“一級一級對口”，但根本剎不住車，統計數字何以被扭曲，浮誇風又何以再度重演呢？一是上級部門不切實際的制訂高指標，層層壓任務，唯有統計數子上做手腳；二是“政績”與統計數字劃等號，並與幹部的升降榮辱掛鉤，而又不去認真的調查核實。有了統計數字的高速度，“政績”就有了，提撥重用自然有份，何樂而不為？於是有少數人不惜弄虛作假，胡編亂造，誇大政績甚至偽造政績。

而金湖出現這樣的荒唐數字也並不是一天造成的，姚志上任之後，年年虛假，於是逐年虛報加碼，最終積重難返。

而姚志更離譜的是既搞浮誇風又大搞政績工程，其危害尤甚。

搞浮誇風乾實事的不如編數字造假的，影響了務實幹部艱苦創業的積極性，而有的弄虛作假幹部得到提拔，群眾議論紛紛；下達高指標，實行量化考核，工資獎金掛鉤，這是逼幹部造假，對此有怨言；虛報浮誇，影響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統計數字造假，影響上級對下面瞭解真實情況，影響決策和經濟發展。

而搞政績本來無不可，關鍵是：一，不該搞的也搞，二、過分地搞。三、前任搞的後任把它拆掉自己再搞。以毀人力和物質為輔。政績工程則是：以毀物質和人力為主，以口誇並之。這嚴重地破壞著生產力的發展。

姚志是一邊浮誇，一邊大搞政績工程，現在區政府外面是欠著一屁股帳，真正需要建設的，或者用於民生的嚴重不足，都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想來姚志恐怕也是一直在想著趕緊跳出金湖吧，只是還沒來得及，就出事了。

還有一個更讓人頭痛的就是錳礦問題。

利州礦業就是一個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