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就有開“漸”之危險，但這種危險乃是人類情感生活的題中應有之義，試圖杜絕這種危險就意味著窒息情感生活。總之，在我看來，不管我們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許的界限劃在哪裡，那麼，在此界限之內的，便是不該管的，超過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我和雨兒相愛時，正是我熱中於提倡寬鬆理論的時期。事實上，在這一理論影響下，我們都偶有出軌的行為。可是，一旦我覺得她的行為越過了度，對我造成了傷害，我就不能忍受了。其實，所謂度是相對的，視承受力而定。我對自己的承受力估計過高，也對我們的愛情過於自信，結果自己證明了寬鬆理論的失敗。雨兒始終大度地承擔了我們婚姻破裂的責任，事實上我的責任更重。她對開放婚姻早有精當的批評，我翻開1987年的日記，上面記錄著她的話：“愛有很脆弱的一面，開放的婚姻是胡扯，人性都是趨樂避苦的，人性的弱點利用互相信任尋求快樂，最後就會損害愛。愛是要付出努力的，在這世界上誰也別想佔便宜！”真是一針見血，倘若我們都保持這個覺悟，結局很可能完全不同。當然，婚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無人能拿出一種必定成功的理論。寬鬆也未必錯，捆綁肯定比寬鬆更糟，關鍵也許在於在寬鬆的前提下雙方都決不濫用自由。說到底，寬鬆也罷，捆綁也罷，你真想偷情是誰也攔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現有的婚愛了。

在發生婚變後的一年內，我寫了好幾篇文章，實際上在總結婚變的教訓。我在《婚姻反思錄》中寫道：“我們當然不能也不該對愛情可能發生的變化嚴加防範，但是也大可不必為它創造條件。紅塵中人，誘惑在所難免，而每個當事人對於自己所面臨的究竟是不可抵禦的更強烈的愛情，還是一般的風流韻事，心裡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勸告是，如果是後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則另當別論）既有的婚愛，就請你三思而不要行了。這對你也許是一種損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慘重的損失。如果是前者，我就無需說什麼了，因為說了也沒有用。”“愛情是人生的珍寶，當我們用婚姻這隻船運載愛情的珍寶時，我們的使命是儘量繞開暗礁，躲開風浪，安全到達目的地。誰若故意迎著風浪上，固然可以獲得冒險的樂趣，但也說明了他（她）對船中的珍寶並不愛惜。好姻緣是要靠珍惜之心來保護的，珍惜便是緣，緣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則緣盡。”直到現在為止，我仍是這樣看的，也是這樣做的。紅當時看了這篇文章，笑道：“保守主義業已成熟。”好吧，我樂於承認，在婚愛問題上，我已成為一個開明的保守主義者。經驗證明，如同在別的領域一樣，這個立場在婚愛中也能夠開創出一種富有活力的秩序。

十、寫作與心靈生活

從八十年代進入九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場景發生了重大變化，思想啟蒙的氛圍突然消散，商業熱風迅速刮遍全國，時尚取代思潮成為時代的主要風景。人文知識分子被這個轉折從中心甩向了邊緣，有些人因此發出了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鳴。面對這個轉折，我的心情卻十分平靜。我對做風雲人物本來就沒有興趣，現在正好順乎我的天性，與時代拉開距離，迴歸我的內在生活。個人生活中接連發生的變故也迫使我回到內心，沉思令我困惑的各種人生難題。

九十年代發生了一件出乎我自己意料的事，就是我成了一個著名的散文作家。其實，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哪裡是在寫散文啊。因為妞妞的災難，因為婚變，我不得不勸慰自己，開導自己，而我的資源只有哲學，手段只有文字，於是寫下了許多哲學性的感悟和思考，這些東西便被人稱做了哲理散文。同時，由於變故導致的心情，我難以潛心做系統的學術工作和寫大部的著作，篇幅短小的文字就成了最合宜的形式。正是在那變故頻繁的五六年裡，我寫的散文數量最多，質量也比較高。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個外力把我從一條軌道上撞到了另一條軌道上。可是，我因此脫離哲學的軌道了嗎？我相信沒有。在我迄今為止的全部生涯中，再也找不出這樣一個時候，我從哲學那裡獲得瞭如此重要的幫助，為此我對哲學滿懷感激。

在此之後，彷彿由於慣性，我仍寫了不少散文。有一段時間，因為所謂名氣，約稿特別多，我又不善於拒絕，不免寫了一些臭文章，對自己並無真切感受和深入思考的問題發表了議論。好在我對這種情況及時引起了警惕，下決心基本上謝絕了約稿。我給自己確立了一個原則：我的寫作必須同時是我的精神生活，兩者必須合一，否則其價值就要受到懷疑。好的作者在寫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決不肯僅僅付出，他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