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這使麥卡杜與許多商業領袖們相比表現得似乎比較保守，行為也更易於理解。

19世紀的背景（6）

財政部的團隊後來有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性，在威爾遜政府中成為了學習財政政策及其社會含義、解說財政問題和行政計劃並鼓動支援這些計劃的首要工具。麥卡杜利用財政部團體這一必要工具，建立並控制兩大網路，它們分別將在聯邦政府內部競爭的各個權力中心聯絡起來，也將政府和平民社會聯絡起來。因為麥卡杜已經組建了這樣一個團體，他就可以設計和執行具有清晰社會目的的財政政策。在麥卡杜的領導下，避免了財政部被各州內部競爭的各權力中心或者獨立於各州的集團所控制。財政部也避免了在威爾遜政府的動員活動中出現的許多混亂狀況。

威爾遜的民主—中央集權制在商業界的反擊下最終屈服了。1918年，當威爾遜總統準備制定一個稅收倍增計劃的時候，公司領導和共和黨人找到了一個突破口。在一場強烈的反稅收、反政府的運動中，共和黨人贏得了對國會的控制，並於1920年在經濟蕭條中取得了總統選舉的勝利。伍德羅·威爾遜的民主黨沒有完成亞伯拉罕·林肯的共和黨所做的事——實現對聯邦政府的長期控制，創造一種新的政黨體制。

儘管在政治上失敗了，但威爾遜政府表明，儘管各州看起來比較虛弱，但美國有能力打贏一場持久的、資本密集型的戰爭。這裡的關鍵是民主的支援。在贏得支援和大規模地動員資源中，尤其重要的是累進的所得稅以及透過銷售債券而向美國人兜售“為民主而戰”的信念。這兩者在提高聯邦政府的政治權威方面都是關鍵性的步驟——透過民主政治提高政府的能力，獲得國防資源和戰爭費用。在下一次重大戰爭中，聯邦政府將依靠銷售債券的經驗進一步嘗試財政動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聯邦政府也使用了麥卡杜和威爾遜的論調，說服美國中產階級上繳覆蓋面很大的所得稅。強大的中央財政制度的發展與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最為有力的財政武器在民主上的合法性的培育是一致的。此外，在戰爭籌資過程中，麥卡杜和威爾遜在保持經濟穩定以及相關的保持資本市場秩序、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工具建立各州對中央的責任制度方面，邁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20世紀20年代的鞏固

認為聯邦政府有控制權的共和政體在1921年擊退了威爾遜時代的民主—中央集權制。更重要的是，在當時（1921—1933）的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Andrew　Mellon）的領導下，三個共和黨的行政機構採用了一種新的金融戰略：除了尋找調和階級衝突的新方法之外，還要削減州的權力，保護投資體系。一方面，梅隆進一步攻擊戰時稅收體系中最體現收入再分配效應的部分。他廢止了超額利潤稅（1921），降低了個人所得稅的累進幅度，制定了許多受到資本所有者歡迎的措施，比如資本收益特惠稅。另一方面，梅隆保護了所得稅，使其免受國家銷售稅的威脅。梅隆勸說公司和最富有的個人接受一定程度累進的所得稅。梅隆告訴他們這種方法將表明他們的公民責任，而且也能緩和對資本的嚴重攻擊。“敲富人的竹槓”這種聲音儘管仍然存在，但卻越來越少了，這種想法也為富人留下了可避稅的漏洞，而且對公司的反對沒有那麼尖銳了。梅隆的策略也許可以看做對個人自利主義啟蒙的追求，一種與伍德羅·威爾遜的民主—中央集權制相反的“公司自由主義”。

梅隆也試圖將財政部轉變為一個“無黨派的”部門。梅隆的目標是繼續保持由財政部長麥卡杜所確立的財政部在政府中的中心地位，但是要保證財政部發揮保守的作用。

梅隆的一個目標是透過鞏固針對戰時擴張的後繼問題的計劃來提高聯邦政府的效率。他促成透過了1921年的《預算和會計法》，建立了第一個全國預算體系，並由財政部來管理。這一法案為準備一個廣泛的預算（而不是簡單地匯總和傳達各部門要求的預算金額）建立了總統責任制，由財政部預算局協助總統進行預算準備，成立了總審計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來指導聯邦政府的獨立審計。

無黨派的財政部也意味著要駕駛政府這艘大船駛離激進的實驗以及想將稅收政策置於政治之上的理想主義這一險灘，這對梅隆來說就意味著階級政治學。在1924年的《稅收：人民的事務》（　Taxation：the　People's　Business）一書中，梅隆解釋道：“稅收的逆轉決不會是政黨和階級政治學之間的足球比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