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鴉片戰爭已經表明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全面落後，但清政府的官員們真正認識到這一點，是在二十多年後的太平天國戰爭中。戰爭中，曾國藩、李鴻章等清朝大員，痛感西方國家的武力強大，力主引進興辦現代化工業企業，以圖富國強兵。一開始，他們僅僅是想要自己製造洋槍洋炮，但很快就擴充套件為要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的工業體系，甚至提出了採用新的政治制度。

大員們的主張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認可和支援。既有中央支援，自己又是總督、巡撫等地方實權人物，洋務派政治家就可以放手在自己管轄的省份大力推行洋務運動了。他們投入巨資，從西方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裝置，創辦了一批現代化企業。一時間，洋務運動的開展頗有成效，在政治上開創出清朝“中興”的良好局面。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洋務運動改變了清朝建國以來一貫的社會經濟政策。清朝沿襲中國的歷史傳統，主張國家不應該直接介入生產和貿易領域。因此，中國經濟整體的私有化程度很高。這種狀態被洋務運動所改變。洋務派政治家們以“無例可循”為由，改變了社會傳統，轉而強調朝廷在推動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主張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應該發揮主導性的作用。他們沒有把經濟發展的主導權留給企業家，而是交由官員掌握。

在這種發展思路指引下，洋務運動的企業都是官員們一手創辦和直接管理的，都是國有企業。這樣的好處是，企業的起點很高，可以籌集大量啟動資金，有能力引起先進的技術裝置。但從一開始，這些企業的發展就和官員的個人意志緊密聯絡在一起。企業的建立、經營或者放棄全憑主管官員的個人意願和喜好。

清朝的吏治早已*不堪。官員直接管理企業的結果只能是把企業變成了另一個官場。結果，清朝官場那種貪汙腐化、任人唯親、敷衍了事的行事風氣成為了洋務派企業的固有弊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決。除了*以外，這些企業的管理水平也一直非常低下。官員們對現代企業管理知識知之甚少，由於官場的成功和地位，這些人又都非常剛愎自用、獨斷專行。

福建馬尾船廠船政大臣沈葆楨在造船方面一無所知，卻拒絕聽從專家的意見。船廠聘用的法國專家指出：“兵船狹深而面平，免招炮招風；商船腹寬而樓其上，貨客可多裝”，在建造的時候要有分別。沈葆楨大人卻語不驚人死不休地說：“宜改為半兵半商之制，使兩適其用”。結果，造出來的船兩不適用。“累年造船至二十九艘……無一船可充海戰之用”。1884年中法海戰爆發，這些隸屬於福建水師的船根本派不上用場，很快就被擊沉。

古代中國（11）

著名的江南製造總局，“局中自總辦以至司員人等”多年經營，卻始終是外行，對於機械製造懵懵懂懂，“歲靡經費一百四十萬金，而各械無一完善者”。

在洋務運動的三十年曆史中，類似這種官僚草率決策，甚至胡亂決策的事情層出不窮。“學費”一直在交，卻總不見“學生”學成畢業。在洋務運動的歷史中，找不到一個官員經過“公費學習”，從外行轉變為內行的例子。但即使如此，清政府也一直堅持官辦企業的原則，拒絕把企業交給市場中的企業家。結果，這些國有企業的經營可說始終未上正軌，沒有形成真正強大、先進的生產能力和競爭力。

除了瞎指揮以外，貪汙浪費、任人唯親也是洋務企業無法解決的弊端。當時人說：“機器局管事一年，終身享用不盡”，稱洋務企業對於官員，“正如肥肉自天而降，蟲蟻聚食，不盡不止。”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

在這種種弊端之下，洋務企業雖然看上去規模龐大，但企業質量非常低下，產品難以滿足軍工或者民用的需要。不過，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這些惡果並不明顯。當時的中國市場基本還對外封閉，外資和民間資本進入市場要受到種種限制。這是一個壟斷專營的時代。在強勢領袖李鴻章的大力保護和享有壟斷經營權的條件下，洋務企業得以維持其表面的正常狀態。

甲午戰爭的失敗暴露了洋務企業的軍工產品不能滿足軍事需要的現實。清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洋務運動的信心大減。但這不是洋務運動終結的真正原因。真正終結洋務運動的是隨後的市場開放。

《馬關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屈辱的對外條約之一，諸多條款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一條，雖然目的是為了擴張日本的利益，卻在客觀上使中國市場實現了對外開放。條約第六款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又得將各項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