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日軍強迫她們穿和服、說日語，所以外人還以為她們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們中國老百姓年年養的、政府養的兵呢？

平時成天把“民族大業”、“抗日救國”掛在嘴上的舞陽縣長禹升聯，遇到日本飛機扔炸彈，立刻就跑不見了，臨走時還帶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務員的薪水和死難者的撫卹金都沒有辦法支付（1948年，禹升聯曾經再度擔任舞陽縣長）；同樣，成天標榜“救國”、動不動就威脅要“處置漢奸”的民團團總關震亞、尚振華，一見到日本人立馬就投降了，當上“綏靖一師”的正副師長，自己先做了漢奸。

所以，當王三官被漢奸帶著給一個個日本兵敬酒的時候，他終於放聲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為他是喜極而泣，紛紛開懷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為了亡國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頭的新婚妻子是亡國奴，哭被燒死在家裡的金豆、鐵豆、土豆是亡國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羅小扁擔是亡國奴，哭在慰安所裡受侮辱的說日本話的女學生是亡國奴，哭這個沒羞沒臊的俞大算盤是亡國奴，更哭自己也成了個亡國奴。

實在是被欺負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負得太狠的中國普通老百姓，終於拿起了槍，來保衛自己的國，來保衛自己的家。

於是，沒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別山根據地“累死也不丟下一個傷員”的模範管理員“王幹勁”……

有了抵抗者潘秀輝

有了抵抗者潘曉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讓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們未必是純粹的軍人，有的甚至乾脆不是純粹的好人，他們只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父兄。他們拿起槍，沒有麥克阿瑟的浪漫和對功名的渴望，只是為了和平而戰，為了保護我們的子孫不受欺負，我們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國最為貧窮危難的時刻，他們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寬敞的大廳裡，經常可以看到一些髮色已白，腰板筆直的老人，他們略帶迷濛的目光，常常讓我們猜測那背後的故事。

我曾目睹這樣一個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揮毫，而後蹣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跡未乾的是四個蒼勁的大字——“和平萬歲”。

我們不喜歡打仗，我們只是為了不受人欺負。

也許，這就是黃曉峰先生這本書的真諦。

寫到此處，夜已蒼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許可以看到中國老兵們悄然隱去，只留下我們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燦爛的群星之間。

謝謝，和平的守衛者，謝謝，中國老兵

第二章

小時候愛聽故事，尤其對打仗的故事感興趣。那時候左鄰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戰爭扛過槍，有的解放戰爭渡過江，有的抗美援朝負過傷，有位同學的父親還是董存瑞的戰友，參加過解放隆化的戰鬥，於是我們全體小孩一致認為該老頭兒錯過了大好機會：“真傻，怎麼不去幫董存瑞舉炸藥包？”搞得那同學也十分沮喪，回家責怪老爹沒給自己掙面子，卻渾沒想到如果他爸爸當初真的去搶了董存瑞的光榮，以後就沒他們幾兄弟什麼事了。

小孩子關心打仗，大人們卻不大樂意說。即便好不容易開了口，也是才講了三分鐘就把話題從戰場轉到了學校，“我們解放軍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所以你們要聽毛主席的話、要聽老師的話，不許調皮搗蛋……”。哎呀呀！我們只好扭頭就跑，一邊跑還一邊埋怨大人不開竅——要是我們打過仗，一定能當戰鬥英雄，把獎章掛在胸前，見人就講自己的事蹟，那是多麼的威風。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記著解放臺灣、消滅帝國主義、把紅旗插遍整個地球，即便是犧牲了也不在乎。

離我們學校三十公里遠的小山村裡有個紅軍墳。有段時間，我們每逢清明節的時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獻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當於搞了一次春遊。可突然有一年學校就不讓去了，原來那墳墓裡不僅埋著紅軍的遺體，還埋著白軍的屍首。事隔多年，墓裡的骨頭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誰是紅的誰是白的，弄得上級領導十分難堪。

但這件事情卻讓我們有了一個新的發現：“原來敵人也是有墳墓的。”以前在電影裡看打仗，解放軍一端槍，國民黨就被放倒了，等到勝利的時候，戰場上乾乾淨淨，只瞧見成群的俘虜，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兒去了——鬧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