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要求任命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統帥所有……部隊”，並不加掩飾地威脅說，美國有可能撤回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為了享受一下勝利的喜悅，看看死對頭的狼狽樣，史迪威決定親自去送這封信。在進會議室之前，他把信給赫爾利看了，赫爾利建議他緩和一下語氣。但這正是史迪威不願意做的事。他走進會議室，把未經任何刪改的漢譯文交給了蔣介石。蔣介石讀信時十分平靜，沒有讓史迪威享受到勝利者的歡樂。

然而史迪威知道，這一擊正中要害，他在日記中用十分粗魯的語言寫下了他當時的想法。他“給這個花生米塞了一把紅辣椒。”他還寫道：“這一刀正好扎穿了這個混蛋的心窩。”在宣佈散會之後，委員長像他的侍從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大發了一通脾氣。

蔣介石讓宋子文給他出主意。現在的問題是，怎樣能除掉史迪威同時又保住租借物資。

蔣介石決定向羅斯福攤牌。9月25日，他電告總統，要求他召回史迪威，另外派人。這時，羅斯福終於意識到讓史迪威繼續呆在重慶已沒有必要，他在那裡的作用已經發揮完了，但羅斯福仍想在東亞繼續讓史迪威施展他的軍事才能。因此，羅斯福作出了一個妥協的反應，10月5日，他答應蔣介石另外派人取代史迪威擔任他的參謀長，但又建議讓史迪威在緬甸戰役期間繼續留在那裡。

但是，蔣介石不會就這麼便宜羅斯福，在9日給總統的答覆中，他長篇大論地分析了開羅會議以來戰爭形勢的發展，並不無正確地指出，由於把他手下由美國訓練的軍隊派去了緬甸，結果使他在日本大舉進攻華東時，處於兵力不足的危險境地之中，無法抵擋日軍，對此，他早已提出了明確的警告。

他接著寫道：史迪威“對華東戰局的成敗毫不關心”，而且拒絕向那裡發放租借的彈藥。“簡言之，我們奪取了密支那，但卻喪失了整個華東。”由於當時蔣介石是在羅斯福的強大壓力下才向緬甸派遣部分Y軍的，所以這封信不但批評了史迪威將軍，而且也間接地批評了總統。

這一回，總統算是“領會了對方的意圖”。18日，史迪威被召回，在他臨行之前，委員長授予他青天白日特別綬章，這是中國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可以想象，史迪威拒絕了這個獎賞，但他咬牙接受了隨後舉行的告別茶會的邀請。告別會上，蔣委員長得意洋洋，口若懸河，而史迪威則悶悶不樂，一言不發。27日，這位“刺兒頭”飛離中國，一去不復返。

隨著史迪威和高斯大使相繼於1944年9月和11月離去，中美關係上第一階段的誤解就此結束。、而他們的繼任者的到來，又揭開了第二階段的序幕。這個時期的誤解在深度上並不亞於前一個階段，但在性質上卻有著微妙的差別。

史迪威已識破了蔣介石的軍事意圖，而高斯則看穿了其政府的“民主”主張。

蔣介石拒絕向日本人進攻，使史迪威處處碰壁，就這一點而言，人們無法不對史迪威深表同情，但他這個人視野狹窄，缺乏政治頭腦。當蔣介石仍然大權在握時，他卻在做在華所有中美兩國軍隊總司令的美夢，這未免太不明智了。

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受職業外交顧問的影響很深，他們不加批評地全盤接受了這些顧問對中國共產主義的錯誤認識。

史迪威自己就曾要求任命小佩頓·戴維斯擔任“（他）這次任期的聯絡官。”戴維斯生於中國，父母都是新教傳教士。約翰·斯圖爾德·謝偉思也有相似的家庭背景，1944年7月他作為使館人員來到中國，當時在中國的其他職業外交官都有著基本相同的觀點，他們寫給國務院的報告是由他們負責中國問題的上司範宣德批轉的。

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麥卡錫時代”曾名揚一時，他們都受到了長時間的調查。他們的案子引起了轟動。各自的外交生涯也就此斷送掉了。

莊許多年之後，重讀他們當年從重慶寄回的描述當時情況的信件，稍有頭腦的人便能看出，這些信並不能證明他們就是共產國際的特務。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發自中國的報道對美國政府產生了強大而且最終是決定性的影響，使美國脫離了其官方政策要支援的蔣介石政府，而轉向了毛澤東的共產黨。

如果說他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員”，那麼其他在那關鍵的幾年中深得總統和國務卿信任的美國顧問們則不一定也是如此。

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約瑟芬·特拉斯洛·亞當斯女士，儘管她當時和美國共產黨的主席厄爾·白勞德工作關係密切，但卻能時常接近羅斯福總統。

實際上，美國在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