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往常那樣帶著微笑。讓人吃驚的是，兩天之後他回信表示服從。但他要求美國派一個“全權的”調解人來調整他和史迪威的關係。蔣介石只是在一個問題上表示了他的不快，他建議今後總統給他的來信，都應委託孔祥熙博士轉交。

羅斯福總統很高興，但是他的有些顧問卻認為事情太順利了，簡直不像是真的。果然，他們想對了。

7月23日，蔣介石提出了三條以前沒有提到過的條件，他說：

共產黨的軍隊當然可以由史迪威指揮，但他們必須事先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他與史迪威的關係不應再出現許可權不清的情況；中國政府應全權控制租借物資。

為了讓問題更加複雜化，他指示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博士宣佈，當他提到中國軍隊時，他只是指那些已經由史迪威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

總統被弄糊塗了，但他認為自己至少在一個問題上是和蔣介石一致的，即任命一個權力很大的調解人。他選中了陸軍准將帕特里克·赫爾利，他是個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的俄克拉荷馬人）他那精心修剪的八字鬍透著他的自信；在此之前，他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在胡佛總統的手下當陸軍部長。後來一想，總統又決定派唐納德·尼爾遜陪同赫爾利一起去。尼爾遜是一位商人，當時他當過一段戰時生產委員會的主席。他的特別使命是研究中國經濟，他也是個身材高大，充滿自信的人。9月6日，他們兩人經莫斯科來到了重慶。

赫爾利到達時，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裂痕已無法彌補了。

雖然“刺頭兒”深得軍隊和下級軍官的敬仰，但中國將領討厭他那種粗率、傲慢的作風，他們希望他不去理會軍事官僚機構中的種種缺陷，或者把他的意見留在肚子裡。為了保護自己，就連最高軍事機構中像何應欽和陳誠這樣的競爭對手，都能合起夥來，在委員長面前說史迪威的壞話。

還有一個造成誤解的原因是蔣介石的浙江方言。史迪威會說漢語，不願意要翻譯。但是，除了蔣介石的老鄉之外、連其他中國人都覺得蔣的話難懂。當他說“好，好”時，他的意思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在普通話裡，“好”表示同意。

如果史迪威是按這個意思去理解的，那就能解釋為什麼史迪威會指責蔣介石總是“違背諾言”。

蔣介石的浙江話引起誤解的故事還有一些。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件事：軍事委員會聯絡處有一個姓侯的主任。大約1943年或1944年，有一次他被招集到委員長的辦公室裡，結果最後遭到了一頓訓斥。他極力為自己辯護，當蔣介石吼道：“槍斃！”時，他臉都嚇青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裡，告別了親人和朋友。幾天過去了，他仍然活著。等他緩過勁兒來時，找蔣介石的一個貼身警衛打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警衛的話讓他鬆了一口氣，但是他卻成了人們取笑的物件，原來蔣介石常帶著很重的口音吼的那句話是“強辯！”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會有誤解，因為侯是湖南人，他說話時帶著很濃的地方音，蔣介石几乎聽不懂他的話。這個笑話在上流社交界廣為流傳，這位侯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柄。

除了口音之外，蔣介石還有其他影響別人正確理解他的意思的習慣：他喜歡點頭，即使他不同意說話人的觀點。這是蔣介石的個人習慣，並非中國習俗。

在他與史迪威打交道的過程中，這個習慣或許又造成了一些理解方面的混亂。根據《大公報》胡霖的說法，他們兩人最後鬧崩是因為史迪威建議使用共產黨的軍隊去打日本人，條件是向他們提供美國的武器彈藥。雖然史迪威拒絕與周恩來會面，但史迪威的美國顧問與周恩來的助手來往密切。（這些美國顧問在美國對華政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本章還會在後面提到）。

既然史迪威的政治顧問都積極支援延安，那麼即使不存在別的其他原因，史迪威也很難贏得委員長的信任。

1944年9月，由於軍事前線吃緊，蔣介石十分有禮貌地請求史迪威把他手下的中國軍隊調一部分保衛雲南省的龍陵，緬甸公路從這個地方橫穿而過，而且當時此地正處在日軍的壓力之下。

史迪威拒絕了這個請求，併火冒三丈地電告馬歇爾，要求給蔣介石寫一封口氣強硬的信，逼他就範。其實，既然蔣介石是按規矩“請求”他而不是“命令”他調動部隊，那麼史迪威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歇爾親自口授了這封寫給蔣介石的信，在簽上羅斯福的名字之後就於16日寄出了，信直接送到了史迪威的手裡，這封信他讀得津津有味。信中以強硬的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