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抽屜裡。我拿出照片，從這令張的底部把包裝紙撕開，把照片插在當中，像一張書籤。如果我萬一真的又開始寫作，並且寫下去，我會在二百五十頁的地方遇見喬安娜。

我離開房子，把後門鎖上，鑽進我的汽車開走了。我再也沒有回來過。

我好幾次都很想到湖邊去並檢查一下工作——工作量比比爾·迪恩最初預計的要多了不少。使我沒有那樣做的是一種感覺，我的理智不能很清楚表達出來但仍然很強有力的一種感覺，就是我不應該那樣做；我下次去莎拉的時候，事情就會明瞭。

比爾僱了肯尼·奧斯特來鋪屋頂，還讓肯尼的表弟，提米·萊芮比來“刮層皮”，一種類似於擦鍋的清潔過程，有時候用在原木屋的清潔工作中。比爾也叫了一個管道工來檢查管子，得到我的允許後換了一些舊管子和進泵。

比爾在電話中對所有這些花費表現得大驚小怪；我讓他去。當第五、第六次加人加錢的時候，你最好還是靠邊站，讓他們自己解決。對北方佬來說，擺出綠色的票子似乎是錯誤的，從某種角度看，像當眾親熱。至於我自己，我一點也不介意這些支出。我過得很節儉，絕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不是出於道德的教條，而是因為我的想象力，在其它大多數方面都很活躍，唯獨在錢這個問題上表現得不好。我對狂歡的理解就是三天呆在波士頓，看一場“紅襪隊”的棒球賽，到“TowerRecords”唱片店轉一轉，順便參觀一下劍橋的“華茲華斯”書店。像這樣過日子並不吃掉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