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地表示：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權，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但是，這位管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惟有在一種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與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氣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這就是說，要有列強各國共同認定的那種“信仰”才行，這就是鄭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國共同經營，利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於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了證實。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慾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時，日本欲有采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財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眾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調查團於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復原狀和維持現狀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辦法，認為只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毋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種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於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為實現這個新政體，“討論和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調查團並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適於“滿洲”，也適於對全中國使用。其根據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只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在剛看到報告書的那幾天，鄭孝胥曾興致勃勃地告訴過我，“事情很有希望”，說胡適也在關內發表論文，稱譽報告書為“世界之公論”。可是後來日本方面的反響到了，他父子大為垂頭喪氣。儘管調查團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卻只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於滿洲的建議，大可施於中國與列強間的關係而獲得研益，如制定國際共管計劃者，是也！”至於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不加理睬。鄭孝胥後來的失寵和被棄，即種因在對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熱衷上。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之前，我曾經設想過，假如真的像鄭氏父子希望的那樣，將東北歸為國際共管，我的處境可能比日本獨佔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還有兩點不同的考慮；一是怕“共管”之中，南京政府也有一份，如果這樣，我還是很難容身；另一點是，即使南京管不上我，國際共管也未必叫我當皇帝，如果弄出個“自治政府”來，那還有什麼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橫蠻，在國際上居然不受一點約束，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因此，事後我一想起了調查團會見時我心裡閃過的那個念頭，不禁暗暗想道：“幸虧我沒有傻幹，否則我這條命早完了。……現在頂要緊的還是不要惹翻了日本人，要想重登大寶，還非靠日本人不可呀！”

我的前半生……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五　第三次做“皇帝”

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任民

國官吏如曹汝霖、汪榮寶等，亦以名義關係甚重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

及最後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無以盡

祛其疑。

這是我就任執政一個月後，請假迴天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從京津寄來的這類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給了我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制，我是可以辭職的。但是我沒有這樣幹。我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即便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裡去呢？

在就職一週年的頭幾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了這個問題。他說，日本現在正研究著滿洲國國體問題，到時機成熟，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

過了不久，即三月二十七日，日本為了更便於自由行動，退出了國際聯盟。同時，攻人長城各口的日軍加緊軍事行動，形成了對平津的包圍形勢。五月末，忙於打內戰的南京政府進